波蘭——亞洲：遙遠卻越來越彼此靠近
遠東與中東歐的關係似乎不是特別密切，但波蘭與該地區的文化交流卻由來已久。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曾經將英文俳句翻譯成波蘭語，弗里德里克·肖邦（Fryderyk Chopin）是我們那邊的音樂大使，如今在中國波蘭語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疑似波蘭在華傳教士，卜彌格的肖像。出自契爾學（Athanasius Kircher）1667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圖源： Polona.pl
波蘭與遠東文化交流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6世紀，直到19世紀和20世紀，也就是日本向世界開放之後，這種交流才開始蓬勃發展。通常，率先到新地區的文化使者是神父和探險家。彼得·斯卡爾加（Piotr Skarga）神父是波蘭歷史上對日本做出描述的第一個人，而意大利神父，利瑪竇（一位耶穌會士，也是最著名的專門研究亞洲的教皇外交官之一）在中國和日本首次提到了波蘭。
世紀之交，波蘭乃至整個歐洲都對東方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僅舉波蘭詩人，波列斯瓦夫·列希米揚（Bolesław Leśmian）和安東尼·朗格（Antoni Lange）的散文為例）。 1918年波蘭共和國重生後，波蘭與亞洲的文化交流迅速發展——儘管波蘭探險家和研究人員（如：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Bronisław Piłsudski】和米哈烏·揚科夫斯基【Michał Jankowski】）早已抵達遠東。畢蘇斯基因研究阿伊努文化，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揚科夫斯基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的後代至今仍居住在日本。此外，馬克西米利安·科爾貝（Maksymilian Kolbe）神父的文化和傳教活動至今在日本被人們深情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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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在日本，圖源：克拉科夫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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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共和國的重生自然而然地使得該國家與亞洲之間文化交流加強。日本藝術家帶著歌舞伎劇團和歌劇演員來到波蘭，而波蘭鋼琴家（魯賓斯坦【Rubenstein】、雅諾夫斯基【Janowski】）在1930年代在日本演出。波蘭文學也在那個年代被翻譯成日文和中文（包括以下作家的作品：亨利克·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弗拉迪斯拉夫·萊蒙特【Władysław Reymont】、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等）。波蘭作家，如雷蒙特甚至創作了以日本為背景的童話故事。
二戰前時期，波蘭密切的文化交流對象包括中國、日本和印度。就印度而言，值得一提的是共濟會會員，萬達·迪諾夫斯卡（Wanda Dynowska）。她為在波蘭推廣印度文化以及在印度傳播波蘭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就是她將印度聖典之一——古詩《摩訶婆羅多》片段首次翻譯成波蘭文。
在印度逗留期間，迪諾夫斯卡積極參與爭取印度獨立的活動，與聖雄甘地合作。除此之外，迪諾夫斯卡也與印度波蘭文學翻譯家合作，本身也參與翻譯和政治活動。這一切促成了1944年「波蘭-印度圖書館」出版品系列的成立。該系列旨在在印度推廣波蘭詩歌。迪諾夫斯卡的名聲永存——由於戰前她對神智學感興趣，因此之後她成為共濟會「人權」分會的名義贊助人。
戰前，波蘭人也來到中國了。與日本的情況一樣，文化交流的開端可以追溯到耶穌會的活動。卜彌格（Michał Boym）神父是最早抵達遠東的波蘭人之一，他曾嘗試在那裡傳播基督教。描述17世紀中國的《中國地圖冊》（"Atlas Chin"）的這位作者至今仍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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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波蘭學生與神父弗拉迪斯拉夫·奧斯特洛夫斯基（Władysław Ostrowski）。可見街鐘，1934年，圖源：波蘭國家數位檔案館www.audiovis.vac.go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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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與中國的聯繫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40年代逐漸加深。當時，波蘭工程師和工人修建中東鐵路時在當時的中國東北建立了波蘭社群以及波蘭文化中心。由波蘭工程師，蘭測繪工程師，亞當希德沃夫斯基（Adam Szydłowski）於19世紀末建立的哈爾濱市至今仍然存在——不僅如此，它是與俄羅斯接壤的黑龍江省省會。這個原來很有波蘭風味的小城市如今已擁有九百多萬人口──當然，該省的絕大多數居民都是漢族人。 20世紀上半葉的波蘭與中國文化交流與俄羅斯歷史直接相關。波蘭被瓜分之後，反抗瓜分國家的波蘭戰俘最終往往被安置在當時稱為滿洲的中國東北部。在中國和蘇聯簽署協議之後，當地波蘭公民的命運變得更加糟糕，因為該協議規定了只有這兩個國家的公民才能參與鐵路建設。
早在20世紀初，波蘭的文學已經在中國名聲遠揚。 1906年，魯迅先生將顯克微支的《燈臺守》（“Latarnik”）翻譯成中文。魯迅先生特別關注他所翻譯的作家（顯克微支、密茨凱維奇）作品所具有的民族性。此外，馬麗亞·科諾布尼茨卡（Maria Konopnicka）、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chultz）、波萊斯瓦夫·普魯斯（又譯：波·普魯斯，Bolesław Prus）等作家的作品也紛紛被譯成中文。新中國成立之後，密茨凱維奇也很受歡迎。
被遺忘的猶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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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亞洲交流以及中歐文化史上最引人入勝的篇章之一就是多少被遺忘的上海猶太區的事兒。上海一直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之一，吸引全世界——尤其是其鄰國——的注意。 1917年，經歷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隨後與共產黨的內戰失敗後，支持沙皇制度的俄國人（「白俄」）最終落腳於此。
上海成為俄羅斯、法國和美國流亡者的家園，接待尋求自己一席之地的任何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名為：「小俄羅斯」的俄羅斯社區在這裡出現了，居住者並非僅限於俄羅斯人。
時至今日，上海這座城市作為金融、商業和文化中心在中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地理位置及在新興工業中的作用導致了它很快就成為移民的目的地。其中包括在黑暗的20世紀30年代那些被迫移民。 20年代的上海充斥著歌舞表演、犯罪和娛樂，十年後在這座城市竟然出現了一個猶太隔離區。
受西歐和波蘭局勢的影響，猶太人因對戰爭的擔憂紛紛加入流亡的俄國人或試圖在亞洲建立殖民勢力的法國人之列。來自波蘭、俄羅斯、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紛紛來到上海，之後分別帶來了各自的文化。
1940年和1941年，在杉原千畝領事等人的幫助下，兩千名波蘭猶太人抵達中國，並接觸到了近兩萬名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就一直居住在中國的俄羅斯猶太人以及來自奧地利和納粹德國的難民。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在上海生活艱難，儘管他們嘗試透過多種方式（貿易或手工藝）來應對。 1941年珍珠港事件和日本在太平洋的擴張行為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轉捩點。猶太人的這座避難所突然又陷入歷史動盪之中。從此之後，不僅經濟和生活條件有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國籍和身分。被第三帝國剝奪公民身份的猶太人不得不在日本佔領下活動並居住在專門為無國籍人士設立的區域。
儘管如此，文化界還是在那裡蓬勃發展。即使資金匱乏，營房生活條件艱苦，與40年代的歐洲相比，對猶太人而言，這裡仍然好得多。在上海猶太隔離區，對生存的信念來自閱讀波蘭語和意第緒語報紙以及寫作，其中包括寫信。猶太地下活動家十分活躍，偶爾也有來自國外（主要是紐約）的援助。上海的猶太居民繼續拉比研究，上海甚至設有薩法迪猶太人資助的猶太教堂。
文化使者－萊姆
史坦尼斯瓦夫·萊姆著作《索拉里斯星》中文版，圖源：譯林出版社
二戰結束後，國際關係的穩定帶來了波蘭與遠東地區文化的繁榮。突然發現自己身處共產主義陣營的波蘭人與亞洲國家保持著良好的文化聯繫——例如，在中國的波蘭語系迅速建立並發展起來。
波蘭與中國文化關係發展的關鍵日期包括1950年（兩國首次進行學生交流）和1954年（中國第一個波蘭語系在北京大學成立）。在動盪的六十多年中，中國的波蘭研究不斷發展，如今也持續發展。同時，中國人對波蘭的興趣也日益濃厚。波蘭語專家、史坦尼斯瓦夫·萊姆（Stanisław Lem）著作的譯者，趙剛教授表示，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波蘭語系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人們對波蘭的這種興趣在文學和音樂顯而易見——趙剛教授本人將萊姆著作《索拉里斯星》（“Solaris”）譯成中文。蕭邦鋼琴比賽在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年輕鋼琴家中頗受歡迎。日本甚至創作了以萊姆《索拉里斯》為基礎歌劇。萊姆的好幾步作品最近在這兩國出版，此外韓語和印度語譯本正在籌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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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邦鋼琴比賽決賽，2015年10月18日。照片中：小林愛實，圖源：Wojciech Grzędziński / N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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Финал конкурса имени Шопена, 18 октября, 2015. На снимке: Аими Кобаяши, фот. Войцех Грендзинский/NIFC
日本與波蘭文學交流也非常活躍。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曾經將英文俳句翻譯成波蘭語，而東京大學教授沼野充義將許多波蘭著作，其中包括萊姆的翻譯成日語。此外，安傑伊·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和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的作品也已經被翻譯成這個語言。
亞洲各國之間也進行著密切的文化交流——自2009年以來，來自中國、韓國和日本的波蘭語教師一直在北京、東京和首爾三個首都的大學組織的研討會上交流經驗。對波蘭的學術興趣轉化為對波蘭文學和詩歌經典作品的興趣——例如由易麗君教授翻譯的密茨凱維奇顯克微支、塔杜施·魯熱維奇（Tadeusz Różewicz）和科諾布尼茨卡作品。最近也出版了多個萊姆作品，而他的《索拉里斯》被用作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波蘭語教學材料。波蘭詩歌在中國也備受推崇。
目前的文化和社會情勢非常適合加強波蘭與亞洲文化交流。波蘭文化推廣中應該多利用新技術和新媒體，如亞洲非常流行的電子遊戲貨或動畫。關於波蘭-立陶宛聯邦貴族的動畫系列並非難以想像。
作者：揚‧熱朗斯基（Jan Żerański）
譯者：司徒靜（Magdalena Stoszek-D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