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萊蒙特出人意料地發表文學處女作,而後遷居華沙,並決定筆耕為生。當他的經濟狀況大有改觀後,便開始頻繁旅行。 19世紀90年代,萊蒙特曾走訪倫敦、柏林、意大利、巴黎等地。在巴黎,他結識了一眾文學巨匠,包括斯坦尼斯瓦夫·布熱貝舍夫斯基(Stanisław Przybyszewski)、斯特凡·熱羅姆斯基(Stefan Żeromski)和則農·布熱斯梅茨基(Zenon Przesmycki),並結識了其未來作品《農民》("Chłopi")的傑出法語翻譯弗蘭卡·路易·歇爾(Franck-Luis Schoell)。
1900年,萊蒙特遭遇嚴重火車事故,因而獲得數額可觀的經濟賠償,到克拉科夫療傷。負責照料他的阿烏萊麗亞·沙博夫斯卡(Aurelia Szabłowska)後同丈夫離婚,與萊蒙特結為夫妻,並安頓了萊蒙特頗為動蕩的生活。兩人一起遊歷各地。 1905年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歲月,兩人在華沙度過。
萊蒙特積極投身社會活動。他曾擔任作家及記者協會(Związek Pisarzy i Dziennikarzy)主席,後任華沙作家及記者援助基金會(Warszawska Kasa Przezorności i Pomocy dla Literatów i Dziennikarzy)主席。萊蒙特還參與了首家電影合作社的創建工作。戰後(1919-1920)遠渡美國,並在波僑界奔走尋求重建家國的經濟支持。 1920年萊蒙特收購了克瓦池科夫(Kołaczkowo)的地產,但是管理經營工作並不順利,特別是健康原因不得不長期在利古里亞停留。萊蒙特被安葬於華沙公墓,其心臟被保存在華沙聖十字教堂內。
右派政治集團曾試圖利用萊蒙特不斷增長的知名度賺取資本。萊蒙特與揚·波普瓦夫斯基(Jan Popławski)、羅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和馬里安·金尼奧爾斯基(Marian Kiniorski)等“民族民主黨”(Narodowa Demokracja)最知名的人物交往甚好,並利用他們的支持和經濟援助。 1925年,波蘭人民黨“皮亞斯特派”(PSL "Piast")主席文森特·維托斯(Wincenty Witos)在其祖籍所在村組織大型農民遊行,萊蒙特擔任榮譽成員。儘管在萊蒙特的作品中可以找到那些政治集團意識形態的痕跡,但這些似乎並未對作家產生過多的影響。萊蒙特擁有天生傑出的報導天賦,能夠以全部感官感知現實,並將其置於廣泛的社會全景下加以展示。無論是其作品中的自然主義,還是現實主義,亦或是“青年波蘭”時期的詩學元素,都不是既有文學準則的產物,而是源於其觀察和整合世界的方式。無可否認,時代傾向確有其影響。然而其創作的素材(除一部作品外),是萊蒙特親身經歷的現實:沃維奇鄉村(Łowicz)和大城市、農村鐵路小站、流動劇院、神秘主義的世界,以及美國波喬的生活。萊蒙特的作品是對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波蘭社會的巨幅全景展示。
萊蒙特在擔任鐵路職員期間便開始創作,為的是填補生活的空虛。起初是詩歌和日常隨筆,之後是中短篇小說。萊蒙特的文學志向受到身邊人的譏諷。 1892年,萊蒙特將自己的小說《死亡》("Śmierć")和一些信件寄給華沙《聲音》("Głos")雜誌的伊格納奇·馬圖舍夫斯基(Ignacy Matuszewski)。出乎其本人意料的是,作品被發表,成為他首登文壇的處女作。隨後的一些小說被克拉科夫《思想》("Myśl")刊載。這些給了他身無分文遷居華沙,並且僅以創作謀生的勇氣。他創作並發表了十餘部小說作品。這些作品後被收入《相會》("Spotkanie",1897)、《公正》("Sprawiedliwie",1899)、《秋日之夜》("W jesienną noc",1900)、《科洛斯諾瓦和世界》("Krosnowa i świat",1928)等作品集。
通訊報導作品《光明山朝聖》("Pielgrzymka na Jasną Górę")成為萊蒙特文學生涯的轉折點。柯斯丘什科起義百年之際,如潮的虔誠民眾前往光明山朝覲。萊蒙特作為《圖解周刊》("Tygodnik Ilustrowany")的記者融入朝覲的人群,走過了朝覲的全程,對這個由宗教情感維繫的臨時群體和其中形形色色的個體進行了記錄和再現。
接下來的十年裡,萊蒙特創作了4部長篇小說,均被永久地載入文學史冊。此後,由於疾病原因,其文學天賦明顯衰退。萊蒙特分段創作,並在報刊上陸續發表。他周復一周地創作,卻只將少數作品整理成書發表。
第一部長篇小說,《喜劇演員》("Komediantka")最初於1895年在《每日快遞》("Kurier Codzienny")上刊載,一年後成書。作品的女主人公翁詹妮娜(Janka Orłowska)是小鎮火車站站長的女兒。由於不堪忍受單調乏味的生活,前往華沙,決定在演藝圈一試身手。在對藝人的小世界進行描繪的過程中,萊蒙特利用了自己的親身經歷:再現了流動戲班的貧困和灰暗,狹隘和爾虞我詐和快餐式愛情。女主人公是一位相貌姣好的女性,但是缺乏足以出人頭地的天賦,被迫在自己原本寄予厚望的現實中掙扎。在演藝生涯和愛情雙雙受挫後,曾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展示藝人的真實生活過程中,萊蒙特觸及了“青年波蘭”時期兩大關鍵主題。第一個主題藝術家和世俗階層間的衝突。這一沖突不僅存在於雄心勃勃的演員和市民階層受眾之間,還存在於藝術家的靈魂中,表現為現實對藝術家報復的逐漸消磨。第二個主題,是個性獨立的女性對於擺脫家庭和社會束縛的追求,以及其對於自由和自我價值實現的渴望。
1896年在《華沙圖書館》("Biblioteka Warszawska")刊載,次年成書《憤恨》("Fermenty"),是《喜劇演員》的延續。翁詹妮娜自殺失敗後回到父親的家中,重新回到令她窒息的單調鄉下生活中。一段時間過後,受經濟壓力所迫出嫁。她遲遲不願與丈夫同房,但最終決定盡為人之妻的責任,生兒育女。在這部作品中,萊蒙特勾勒出一位雖被生活擊敗,卻不願向周遭屈服,並有尊嚴地接受自己命運的女性形象。萊蒙特將這種命運理念稱為軛,是“青年波蘭”時期特有的宿命,斯坦尼斯瓦夫·布熱貝舍夫斯基對這一論調鍾愛有加。萊蒙特帶著亦屬“青年波蘭”特有的對於病態狀態的熱衷,對女主人公父親心理病情的發展進行了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