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的“先知作家”是誰？如今，為什麼仍然很重要？
民族詩人很多國家都有，而“先知作家”這個說法則僅出現在波蘭。他們分別是亞當·密茨凱維奇、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和齊格蒙特·克拉辛斯基。這三位文學巨匠體現了民族詩人的先知作用：反思民族的過去，在國家處於政治危機時推動民族文化，為後輩塑造思想。
在波蘭語中，“wieszcz”一詞通常意為“先知詩人”，而“narodowy”則意為“民族的”。正是先知這一身份使先知作家與眾不同——他們既是詩人，也是民族的預言家，還是以文字占卜的巫師。雖然“先知作家”一詞在浪漫主義時期之前就已存在於波蘭語中，但直到後來它才與三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聯繫在一起。這三位詩人的人生和著作被視為波蘭民族的寶庫。離開當時已從世界政治版圖上消失的波蘭後，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又譯：斯沃伐茨基，Juliusz Słowacki）和齊格蒙特·克拉辛斯基（Zygmunt Krasiński）在國外筆耕不輟，將對祖國的懷念和對未來的憧憬寄託於文字之間。雖然人們經常把他們與歌德、普希金或拜倫等其他民族詩人相提並論，但民族守護者和嚮導這一角色又使他們有所不同。
對不熟悉波蘭歷史的人而言，這樣評價三位詩人或許有點誇張。也許會有人疑惑，對波蘭來說，扮演最重要角色的為什麼是作家而不是政治家？這就不得不提及當時的政治環境了。 1795年，遭受三次瓜分後，波蘭從歐洲版圖上消失，此後，為恢復獨立而舉行的一系列起義也均以失敗告終。波蘭缺乏能夠將人民凝聚起來的政治力量和組織，這樣一來，先知作家們便成為這一危難時期的精神領袖。亞當·密茨凱維奇、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和齊格蒙特·克拉辛斯基將歐洲浪漫主義特徵——情感和個人主義，用來為國家事業服務，其生活和工作都充滿了個人犧牲以及對歷史的關注。儘管他們自己並沒有站在爭取自由奮鬥的前線，他們留下的文字卻激勵了後世爭取獨立，為這個無國籍的民族提供了精神指引。
當然，沒有哪個詩人能隨隨便便就下決心要給國家當一輩子代言人。 Wieszcze 需要這樣一群讀者，好從他們的話中汲取智慧和靈感。當密茨凱維奇於1820年代出版其首批詩集時，波蘭已經準備好，需要他這樣的人物——很快，評論家稱讚他為民族詩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隨著密茨凱維奇、斯沃瓦茨基和齊格蒙特·克拉辛斯基的作品廣泛傳播，並開始出現在課本上，更多老百姓開始與文學評論家一道將三人視為 wieszcze narodowi。國內外的波蘭人都渴望國家英雄的幫助，而 wieszcze（每一位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提出了波蘭民族和文化繼續存在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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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傑伊·瓦伊達執導的《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場景。格拉日娜·沙波沃夫斯卡（Grażyna Szapołowska）和米哈烏·熱布洛夫斯基（Michał Żebrowski），圖源：Mirek Noworyta / Agencja SE / East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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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 wieszcze 的權力植根於19世紀的政治動盪，隨著波蘭重新獲得獨立，其影響並沒有結束。相反，他們依然是國家重要人物，在國家衝突期和慶祝期，都常被引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領導人，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在其辦公桌上放了斯沃瓦茨基的一份著作，並督辦了把這位詩人骨灰安葬在瓦維爾城堡的典禮。 1944年反對納粹佔領的華沙起義者向密茨凱維奇尋求靈感。波蘭當局於1968年取消密茨凱維奇《先人祭》的演出引發了大規模抗議，使得抵抗運動愈演愈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其就職說教中引用了密茨凱維奇的《塔杜施先生》。這位詩人的作品在團結工會運動推動自由的過程中得到了共鳴。
那麼，作品影響了幾代波蘭人的這三位詩人先知，到底是誰？
亞當·密茨凱維奇
在三位 wieszcze 中，最重要的是亞當·密茨凱維奇（1798年至1855年）。學者瑪麗亞·賈尼恩（Maria Janion）稱他為“波蘭第一人”。人們通常認為，密茨凱維奇於1822年出版的《歌謠和傳奇》（“Ballady i romanse”）為波蘭浪漫主義奠定了基調。該冊《浪漫情懷》（又譯：《浪漫性》，“Romantyczność”）一章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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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信仰更讓我信服，
勝過智者的眼睛和眼鏡。 ”
密茨凱維奇堅稱人們應當堅守這一超越知識之外的信念。優先看重人民信仰，應當用於為國家事業服務——為儘管政治上不存在，但“人們仍然虔誠地信仰”的波蘭服務。
S.何葉曼（Chejmann）的亞當·密茨凱維奇肖像，圖源：Marek Skorupski / Forum
密茨凱維奇出生在立陶宛諾伏格羅德克，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不是在祖國度過的。以一個秘密愛國組織成員的身份被捕之後，他於1824年被派往俄羅斯。 1829年離開俄羅斯後，他穿越歐洲，在德國、瑞士和意大利短暫停留，最終在巴黎定居。儘管遠離波蘭，祖國仍然是他作品的核心。他1828年寫的歷史長詩《康拉德·華倫洛德》（“Konrad Wallenrod”）以14世紀波蘭立陶宛聯邦與條頓騎士團之間衝突為背景。騎士團大師，華倫洛德發現自己立陶宛血統後，因愛國情懷導致騎士團失敗。密茨凱維奇的《先人祭》（“Dziady”）（1822年至1860年之間出版）分為多部，體量龐大，將斯拉夫民間傳說和浪漫主義哲學融合在一部偉大的浪漫主義詩劇中。這部作品著名的“偉大即興獨白”表達了密茨凱維奇對浪漫主義詩人先知和國家必將復興的遠景。 1834年《塔杜施先生》出版，密茨凱維奇獻給波蘭一部民族史詩。作品中，他以詩歌再現了立陶宛貴族已不復存在的世界。評論這部作品，齊格蒙特·克拉辛斯基曾經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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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擁有像《塔杜施先生》這樣的史詩。這部作品把《唐吉訶德》與《伊利亞特》融合在一起。詩人站在消失的一代和我們自己的一代的分界線上……他使已死掉的一代永恆，永遠不會消逝。”
在確保前人文化遺產不動搖的同時，密茨凱維奇鞏固了自己在波蘭文化中不變的地位。他的影響無處不在，如果想以更簡單清楚的方式了解他，推薦觀看安傑伊·瓦伊達1999年拍攝的電影《塔杜施先生》。也可以欣賞由波蘭音樂家（如：馬雷克·格雷胡塔 Marek Grechuta、切斯瓦夫·捏門 Czesław Niemen 或雷沙德·“佩亞”·安傑耶夫斯基 Ryszard ‘Peja’ Andrzejewski）錄製的詩歌。
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
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巴爾微茨基（W. Barwicki）的平版印刷畫，圖源：Polona.pl
儘管其影響可能不如密茨凱維奇那樣具有里程碑意義，但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1809年至1849年）也留下了大量有創新性和影響力的作品。斯沃瓦茨基比密茨凱維奇年輕，始終在他的陰影下——這一點為追求“民族詩人”頭銜的長久競爭奠定了基礎。兩人的文學競爭中，密茨凱維奇將斯沃瓦茨基的詩句斥為“一座沒有神的美麗教堂”，而斯沃瓦茨基則對密茨凱維奇的愛國苦難觀點表示懷疑。
斯沃瓦茨基的許多作品可看作是與密茨凱維奇進行的對話，這些作品也是波蘭文學中引人入勝的瑰寶。與密茨凱維奇一樣，斯沃瓦茨基不是反對分裂起義的積極分子，而是在國外以書面形式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反思。他1833年出版的詩劇《科爾迪安》（“Kordian”）中有一大批真實和象徵性的人物，用來評價1830年失敗的十一月起義。與《先人祭》一樣，這部作品探索個人在歷史中的地位，並對比和思考行動與詩歌的力量。 1839年出版的《巴爾拉迪娜》（“Balladyna”）是融合了謀殺、神話和魔法的一部顛覆性和戲劇性作品。以傳奇時代為背景，該作品講述了兩姐妹爭奪愛情和權力的故事。 《巴爾拉迪娜》被稱為是莎士比亞的《李爾王》、《麥克白》和《仲夏夜之夢》的斯拉夫混搭版本。斯沃瓦茨基的另一部作品，長詩《貝尼奧夫斯基》（“Beniowski”，1840年）回應了密茨凱維奇的《塔杜施先生》。作者摒棄了這位年長詩人所描述的貴族田園詩般的場景，轉而對他們在波蘭淪陷中的作用進行批判性評價。該作品中，斯沃瓦茨基又一次不拘泥於流派，創作出一部徘徊於諷刺、抒情和莊嚴之間，同時反思歷史和藝術的著作。
齊格蒙特·克拉辛斯基，圖源：Polona.pl
齊格蒙特·克拉辛斯基（1812年至1859年）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詩人、小說家和劇作家。正如密茨凱維奇和斯沃瓦茨基一樣，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生活和寫作。與其他的 wieszcze 不同，他出身貴族，其父親對俄羅斯沙皇的忠誠也深深影響了他的生活和寫作。儘管他自己的看法與父親不同，他仍然反對大多數同輩中時興的革命觀點，也反組織起義的呼籲。
如今，克拉辛斯基最著名的作品似乎是其戲劇《非神曲》（“Nie-boska komedia”，1835年）。這部作品在不同維度之間穿梭，讓不同歷史人物和象徵性人物出現在對革命運動的批判性評價中。正如《先人祭》和《科爾迪安》一樣，《非神曲》展示主人公的精神轉變，並且思考了藝術的力量。然而（正如切斯瓦夫·米沃什提到的那樣）《非神曲》是一部“奇怪的浪漫劇”，因為它譴責了詩歌的惡魔之面，對大眾革命也絲毫不持樂觀態度。
塞浦路斯·卡米爾·諾爾維特，圖源：Polona.pl
儘管密茨凱維奇、斯沃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被視為重要的詩人先知，但其他波蘭作家也被納入民族詩人-先知的傳統中。在這些潛在的“第四位 wieszcz”中，最常見的是塞浦路斯·卡米爾·諾爾維特（Cyprian Kamil Norwid）。他出生於1821年，比密茨凱維奇、斯沃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都年輕。儘管他是高超的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雕塑家和畫家，其作品在那個時代基本無人問津。雖然諾爾維特對貫穿許多波蘭浪漫主義文學作品的彌賽亞主義情節持批評態度，但他同樣關注個人和歷史主題。他創新而乖僻的風格在20世紀之交的現代主義青年波蘭運動中找到了崇拜者，此後一直是最受人喜愛的一名藝術家。 1970年，波蘭搖滾明星，切斯瓦夫·捏門錄製了詩人“Bema Pamięci Żałobny-Rapsod”（暫譯：紀念本姆的葬禮狂想曲）的新版本。
20世紀，人們提出了新一代 wieszcze，其中包括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和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正如浪漫主義時代的 wieszcze 一樣，這兩人都很有個性，在流亡國外寫作時關注波蘭的社會問題。然而，他們倆對這一名聲持高度批評態度。雖然毫無疑問沉浸在波蘭的文學遺產中，但這些作者要對抗傳統的壓力和為國家與民族代言的要求。回顧一生，貢布羅維奇日記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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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的奮鬥不是要成為‘一名波蘭作家’，而是要成為我自己，貢布羅維奇”。
拒絕扮演“民族作家”角色的同時，貢布羅維奇堅持開拓藝術家、文學和民族之間的不同關係。以這種方式，他幫助波蘭藝術家開闢了一條新道路，雖然這條路與之前文化人物所走的路並沒有徹底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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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克日什托夫·嘎兒巴切夫斯基（Krzysztof Garbaczewski）執導的《巴爾拉迪娜》，圖源：Magda Hueckel / 波茲南波蘭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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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zdjęciu: Anna Sandowicz (Pustelnik) i Piotr B. Dąbrowski (Kirkor), fot. Magda Hueckel / Teatr Polski w Poznaniu
如今，自密茨凱維奇出版第一本詩集以來，已經過了近兩個世紀。波蘭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有著充滿活力的多元文化。對 wieszcze 的需求似乎已經一去不復返，但密茨凱維奇和其同輩仍然是波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生會背誦他們寫的詩，波蘭（及其他地區）的街道、劇院和紀念碑上都是他們的名字和肖像。他們的作品在當代說唱歌手、電子遊戲藝術家、電影製作人、作家和戲劇導演的作品中得到傳承，因為他們在傳統中找到靈感，突破了傳統的界限。儘管波蘭文化在不斷發展變化，您可以放心預測，在可預見的未來中，wieszcze narodowi 不會被忘記。
作者：阿列娜·阿尼斯基維奇（Alena Aniskiewicz），2021年6月
譯者：司徒靜（Magdalena Stoszek-Deng）、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