靦腆的愛情——波蘭電影中的浪漫主義
改編自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作品的電影、關於波蘭人民共和國舞廳嗜血美人魚的音樂劇、講述波蘭偉大的歷史和悲慘的民族命運的電影、以魔鬼為主角的恐怖片以及肖邦作為悲劇藝術家的影片畫像：波蘭電影的浪漫主義遺產既豐富又出人意料。
儘管我們很難想像沒有浪漫主義情況下波蘭電影的樣子，但這個國家電影製作人與尤利烏·斯沃瓦茨基（Juliusz Słowacki）和密茨凱維奇兩位浪漫主義時期偉大詩人遺產之間的關係卻很複雜，而且充滿矛盾。 如同整個波蘭文化一樣，電影也充滿了浪漫主義思想，而這些來源於浪漫主義時期的思想定義了人們對國家和歷史、個人角色和命運悲劇的思考方式。 然而，塑造了波蘭民族想像力的浪漫主義在波蘭電影中仍然是人們似乎害羞提及的話題。
只需看一眼對波蘭浪漫主義經典作品的改編，就足以發現，儘管波蘭電影人無法徹底擺脫浪漫主義的影響，但同時他們也為自己的依賴感到不好意思。 使得，在波蘭電影史上，雖然我們能找到根據密茨凱維奇作品改編的《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和《先人祭》（“Dziady”），以及改編斯沃瓦茨基作品的嘗試，但相比浪漫主義對當地電影製作人的巨大影響，其作品的改編數量似乎不成比例。 波蘭電影對浪漫主義的熱愛似乎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感情——這是一種帶著羞愧的情感，但同時又是一種無法割捨的情感。
浪漫主義與商業
在其存在的最初幾十年裡，波蘭電影就熱切地向浪漫主義者尋求啟發，希望利用此作品的知名度。 1928年，雷沙德·奧爾登斯基 （Ryszard Ordyński）改編了密茨凱維奇的《塔杜施先生》。 正如當時大多數文學改編一樣，它並非出於導演對這一民族詩歌的熱愛，而是為了吸引盡可能多的觀眾來到電影院。 因此，奧爾登斯基並沒有與浪漫主義者進行討論，也沒有嘗試批判性地閱讀密茨凱維奇的文本或為其尋找當代的解讀方法。 他執導的《塔杜施先生》只不過是一部票房大片，要成為導演一生中最好的一部電影。
然而，他並不是唯一個在浪漫主義藝術中尋找打開大眾心靈之門的人。 同年，波蘭最佳無聲電影之一，《颶風》（“Huragan”）上映了。 該片以反布爾什維克為基礎，講述著波蘭爭取自由的鬥爭的一部電影（為了慶祝波蘭重新獲得獨立十周年而製作的），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 首次亮相的約瑟夫·雷特什（Józef Lejtes）——那個時代最傑出的藝術家之一——甚至參考了阿圖爾·格羅特格爾（Artur Grottger）的畫作，並很樂意地將電影畫面風格化成他的畫布。 因此，這位畫家介紹波蘭起義者的畫作在銀幕上栩栩如生，《颶風》在藝術和宣傳方面都獲得了成功。
在歷史的陰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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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傑伊·瓦伊達執導的《灰燼與鑽石》劇照，1958年。 圖源：Polflim / East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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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蘭電影必須等待一段時間才能與浪漫主義遺產進行成熟的對話。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出現了新的一代藝術家，他們有意識地與密茨凱維奇和斯沃瓦茨基爭論，試圖理解他們，而不僅僅是利用他們的知名度。
這場爭論的領袖是安傑伊·瓦伊達（Andrzej Wajda）。 他被稱為：「電影界最後一位浪漫主義者」並非偶然。 從其職業生涯一開始，《灰燼與鑽石》（“Popiół i diament”）電影的創作者就與浪漫主義發生了爭論。 他既借鑒了浪漫主義，又對其進行了批判。
瓦伊達對浪漫主義最感興趣的是其對歷史以及其中個人的視野。 正如波蘭被瓜分和十一月起義悲劇標誌著密茨凱維奇的作品一樣，對於瓦伊達和他那一代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是塑造性的因素。 該大悲劇不僅影響了他們的主題選擇，也影響了他們對歷史和英雄主義的思考方式。
瓦伊達隨後的電影——從《一代人》（“Pokolenie”）到《下水道》（“Kanał”）、《灰燼與鑽石》和《洛托納》（“Lotna”）——都展現了為民族事業奮鬥、為獨立而戰的主人公們。 他們孤獨且不被誤解，陷入了與歷史及其裁決的巨大爭論之中，試圖反抗命運。 他們註定要失敗，但他們的失敗中蘊含著某種令人崇敬的東西。
在分析這位導演的電影時，學者瑪麗亞·賈尼恩（Maria Janion）寫道：
瓦伊達秉持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想法，認為不幸是一種光榮，但同時，也是人類的一種特殊錯誤——人們自己召喚不幸，彷彿是為了考驗自身的人性狀態。 波蘭人面對的命運挑戰更加特別，但這也始終是人類的一種特定情況。 瓦伊達有趣地將波蘭特有的東西轉化為具有普遍人性的東西，同時將具有普遍人性的東西轉化為波蘭特有的。 然而，瓦伊達從不允許自己將其“簡化成波蘭的特質”。
命運糾纏的
瓦伊達很快就成為了波蘭電影界最重要的民族弊病診斷者。 他借鑒浪漫主義文學和哲學傳統以便提出問題：能否擺脫歷史的裁決？ 如何接受命運的裁決？ 他的主角是「波蘭浪漫主義思想的直系繼承者，背後有著偉大的詩歌傳統和強大的精神力量。 正因如此，在與歷史特定力量的衝突中，他們最終不得不遭遇失敗，走向滅亡。 」
這位導演與歷史的鬥爭從他的處女作一直持續到大師電影生涯的巔峰之作《殘影餘像》（“Powidoki”）。 這一路是與浪漫主義遺產無休止的論戰; 瓦伊達鏡下的叛逆主角幾乎總是帶有拜倫式神秘感以及個人主義元素。
這位創作者與浪漫主義者對抗的最重要的影片之一是《灰燼》（“Popioły”）。 20世紀60年代中期根據斯特凡·熱羅姆斯基（Stefan Żeromski）小說改編的，這部電影成為了歷史哲學討論的一個領域，探討如何思考過去，使它不再僅僅是一個民族和團體神話。
關於波蘭人與拿破崙並肩作戰的故事是瓦伊達夢寐以求的素材。 波蘭軍團（Legiony Polskie）的歷史（以及波蘭被瓜分的悲劇）成為塑造關於歷史和國家的浪漫主義思想的最重要因素。 正如瑪律欽·馬龍（Marcin Maron）所寫：「在密茨凱維奇的時代，正是波蘭軍團定義了對民族的全新理解——即通過深厚的情感而聯繫在一起的人們，從而導致在波蘭社會中誕生了一種現代化的祖國觀念——與土地無關，卻與價值觀和社區意識有關的。」
瓦伊達提及波蘭民族神話並不是為了對其表示崇敬，而是為了與它的支援者進行爭論。 《下水道》的這位創作者深受浪漫主義的影響，在其薰陶下成長，但同時他也意識到，有必要對19世紀所誕生的國家神聖性提出質疑。
落葉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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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傑伊·瓦伊達執導的《塔杜施先生》。圖中：艾麗絲·巴赫蕾達-粗魯西（Alicja Bachleda-Curuś，前景）。圖源：Mirek Noworyta / SE Agency / East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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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伊達在其電影中所追求的對浪漫主義想像的批判具有一種悲劇之美。 《下水道》的這位創作者畢竟也將浪漫主義視為自己的遺產——深深內化、馴服、親近的。 他本人就是浪漫主義的奴隸兼追隨者並在《塔杜施先生》中證明瞭這一點。
在自傳中，他曾經回憶道：
「花了（...... ）幾十年的時間我才明白，我一直在尋找的是團結到我和我父母一代的《塔杜施先生》作品。 在拍攝這部電影時，我沉浸在我一直尋找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過去潮流中......」
在拍攝《塔杜施先生》里索普利佐夫小鎮時，瓦伊達採用了傳統的描繪方法。 他讓貴族莊園當作電影的中心，從而提及了將貴族莊園視為愛國和傳統發源地的一種浪漫主義傳統。 對於瓦伊達來說，這一貴族之家成為了關於波蘭和民族精神某種觀念的象徵。 出自《塔杜施先生》、《樺樹林》（“Brzezina”）或《威克的女孩》（“Panny z Wilka”）的瓦伊達莊園是一種無法返回的伊甸園，一種大家都嚮往的神話之地。 在那裡，主角們可以找到關於自身的深刻真理。
革命的兒童們
波蘭電影最常用的浪漫主題之一是革命。 其中包括催生了西方的現代化的法國大革命，但也有1905年的革命以及1846年爆發的克拉科夫起義。 瓦伊達最著名的電影之一——在法國製作的《丹東》（“Danton”）就是以法國大革命為主題的。 克莉絲蒂娜·拉爾斯（Krystyna Lars）對此寫道：
「安傑伊·瓦伊達執導的《丹東》這部影片，讓法國人以及所有那些期望在法國大革命中看到為爭取更美好世界而戰的神聖典範的人們感到不悅。 他使這一1789年的神話——《馬賽曲》的表面上樂觀主義——遭到了嚴厲的諷刺性修改。 為了創作劇本，他改編了斯坦尼斯拉瓦·普日比謝夫斯卡（Stanisława Przybyszewska）的“Sprawa Dantona”（暫譯：《丹東事例》）的戲劇，這部電影充滿了血腥味以及自相殘殺的恐怖。」
在對丹東與羅伯斯庇爾之爭的記述中，瓦伊達談到了革命的破壞力，以及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其中的爭論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明顯。 創作者再次採用了浪漫主義的主題，試圖解釋當今時代（《丹東》是在波蘭實行戒嚴之後創作的），並仔細審視過去。
波蘭彌賽亞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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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阿格涅絲卡·霍蘭執導《狂熱》的劇照，1980年。 圖中：博古斯瓦夫·林達（Bogusław Linda）。 圖源：Kadr電影製片廠/波蘭國家電影資料館 / www.fototeka.fn.org.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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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lm still from Fever directed by Agnieszka Holland, 1980, picturing Bogusław Linda, photo: Kadr Film Studio / Filmoteka Narodowa / www.fototeka.fn.org.pl
瓦伊達並不是在革命起義故事中尋找現代性隱喻並嘗試從中找出來能夠更好地理解周圍世界的唯一一個導演。 幾年前，由斯坦尼斯瓦夫·魯熱維奇 （Stanisław Różewicz）執導的“Pasja”（暫譯：《激情》）上映了。 這部電影講述1846年克拉科夫起義及其召集人之一——愛德華·登博夫斯基 （Edward Dembowski）的浪漫故事。 在講述他的故事時，魯熱維奇採用了浪漫主義主題——解放鬥爭、民族獨立以及英雄淪為犧牲品的歷史悲劇。 該影片中隱含的救世主思想也是浪漫主義的一個特徵之一。 在魯熱維奇的電影中，它意味著歷史和主角的個人命運的昇華——《激情》的主角似乎成為了基督的形象，而他的死亡則成為了“釀處新的民族福音的酵母”，正如達努塔·東布羅夫斯卡（Danuta Dąbrowska）所寫的。
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
的《狂熱》（有命名：《發熱》，“Gorączka”） 也談到了革命的道德困境。 這部電影介紹了波蘭社會黨（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PPS）革命者的歷史，從而展示了他們鬥爭中所面臨的道德困境。 她的這部電影是1980年在團結工會最活躍時期前不久拍攝的。 雖然它偽裝成一部歷史文學電影（改編自安傑伊·斯特魯格（Andrzej Strug）的小說），但它實際上講述了當代困境、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的衝突、自由的悖論以及革命所帶來的陷阱。 然而，對歷史重演的信任以及對理解和了解歷史的必要性的信任並不是霍蘭電影中唯一可以找到的浪漫比喻。 在評論她的電影時，克維麗娜·基恩巴（Kwiryna Zięba）指出，這部電影展現了：「20世紀初波蘭社會密茨凱維奇作品式的分裂——上面有硬邦邦的地殼，下面則是沸騰的熔岩。 然而，前者似乎比密茨凱維奇《先人祭》（“Dziady”）作品中所描寫的那種更加強大、更醜陋，後者卻也並非像文學作品中如此絕對的高尚，其過度的奉獻精神則近乎極端主義。」
當代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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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岩》，由塔德烏什·孔維茨基執導，1988年。 圖源：Witold Rozmysłowicz / CAF / 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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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將波蘭本土浪漫主義傑作搬上大銀幕的波蘭電影製片人也徹底體驗到了19世紀的哲學和文學遺產可以成為描述當代的良好工具。 其中一位是塔德烏什·孔維茨基（Tadeusz Konwicki）。他於1989年承擔了改編密茨凱維奇《先人祭》的任務。
製作《熔岩》（“Lawa”）的想法早在80年代初就誕生在他的腦海中。 他希望創造出「能夠觸及波蘭本質的一幅波蘭人精神肖像」。 在《熔岩》中，孔維茨基不僅試圖講述1989年的波蘭故事，展示社會態度的可重複性，而且還與自己作品中的浪漫主義和反浪漫主義進行了對話。 他的電影講述了一部關於過去和未實現的感情的故事，其中也不缺乏帶有自傳色彩的主題，如：將維爾紐斯地區描繪成失落的天堂。 孔維茨基曾在其傑作——《跳》（“Salto”）中嘲諷浪漫主義的救世主主義。 這次，他再次與浪漫主義的遺產展開爭論，並展示它如何塑造了波蘭的集體想像力。
他的《熔岩》至今仍是將浪漫主義文學經典直接改編成電影語言的相對罕見的案例之一。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作品是格斯塔·霍洛貝克（Gustaw Holoubek）於1975年執導的“Mazepa”。 在這部作品中，這位出色的演員運用了“浪漫主義諷刺”的手法，講述了命運的作用，以及與命運裁決進行的無意義的抗爭。
被遺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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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安傑伊·茹瓦夫斯基編導的電影《魔鬼》的劇照，1972年，圖中：沃伊切赫·帕朔尼亞克（Wojciech Pszoniak），圖源：Studio Filmowe Kadr/Filmoteka Narodowa/www.fototeka.fn.org.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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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瓦伊達和霍洛貝克這一代人以及他們更年輕的同事來說，浪漫主義成為反叛和靈感的源泉，為他們提供了更好地理解社會、國家神話以及歷史裁決的工具，同時也教導人們抵制對浪漫主義經典的過於簡化的解讀。
安傑伊·茹瓦夫斯基（Andrzej Żuławski）在其《惡魔》（“Diabeł”）電影中進行了與浪漫主義最有趣的電影討論之一。 殺人犯，雅各受魔鬼引誘而犯下惡行的故事充滿了浪漫的意象。 茹瓦夫斯基回顧了1793年波蘭共和國第二次被瓜分的時期，提到了波蘭歷史上對國王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時期的浪漫主義批判，同時提到了浪漫主義文學中非常重要的瘋子形象（多年後，他在《藍色樂章》【"Błękitna nuta"】中提到了浪漫主義的另一個經典主題，即被詛咒的藝術家形象）。 這位導演借鑒了形而上學恐怖電影的模式——具有浪漫主義起源的另一個流派。
然而，自茹瓦夫斯基和瓦伊達年代以來，波蘭電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浪漫主義似乎已被遺忘。 是的，浪漫主義的主題不斷回到電影螢幕上，而在年輕創作者的電影中我們可以找到來自經典作品的靈感（如：卡米爾·波拉克【Kamil Polak】的動畫片，“Świteź”、庫巴·切卡伊【Kuba Czekaj】的“Królewicz Olch”和阿格涅什卡·斯莫琴斯卡【Agnieszka Smoczyńska】的《魅惑》【“Córki dancingu“】)，但對於新一代人來說，浪漫主義者不再是關於現代性、人類和現代波蘭的對話夥伴。 當瓦伊達、霍蘭、霍洛貝克和茹瓦夫斯基有意識地與浪漫主義思想進行對話，並與密茨凱維奇、斯沃瓦茨基和塞普勒斯·卡米爾·諾爾維特（Cyprian Kamil Norwid）繼承下來的遺產展開意識形態鬥爭，但他們在電影領域的“晚輩”們，最多只是把浪漫主義視為一個充滿主題和非凡人物的素材寶庫——這些素材色彩繽紛，但卻缺乏生命力。
來源：
瑪律欽·馬龍（Marcin Maron），《浪漫主義與電影。 1947年至1990年波蘭導演電影中的浪漫主義思想和觀念》（“Romantyzm i kino. Idee i wyobrażenia romantyczne w filmach polskich reżyserów z lat 1947-1990“），盧布林，2019年。
作者：巴爾托什·斯塔什持辛（Bartosz Staszczyszyn），2022年6月2日
更新：2023年2月16日 譯者：司徒靜（Magdalena Stoszek-Deng），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