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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密茨凯维奇的创作引入中国是一个人的功劳。这个人——让密茨凯维奇在中国读者眼中登上世界文学宝座——他就是鲁迅（1881年至1936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以及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作家。
1907年这位青年作家还处于其伟大事业的初期。正是那时候，他发表了名为：《摩罗诗力说》的一篇长文。在文章中，他讨论了自己认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
鲁迅先生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就是亚当·密茨凯维奇。那么，在密茨凯维奇作品尚未被翻译成中文时，这位中国作家从哪里了解到他呢？此外，一个来自当时被邻国瓜分已不复存在的遥远欧洲国家的一位诗人，到底能对来自伟大而古老中国文化的读者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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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鲁迅先生去日本学医，随后在那边待了七年。在日本逗留期间，他了解到了密茨凯维奇的作品。在决定投身文学之后，鲁迅先生很快就放弃了学业。正如研究文学的李怡楠所说的，鲁迅当时非常清楚，中国人：“不仅需要更好的医疗，更需要教育。他确信，要拯救中国，就必须唤醒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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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恶魔诗人
鲁迅的文章着眼于受乔治·拜伦勋爵启发的一群杰出欧洲诗人（“英国‘撒旦派’诗人中的佼佼者”）——鲁迅先生称他们为：“魔罗诗人”。“魔罗”（Mara）这一个词在梵语中的意义为：“恶魔”。鲁迅先生对此持有非常正面的印象——他认为，如果没有魔鬼的诱惑，人类就不会诞生。正如陈世骧学者所说，鲁迅“从中国的角度为撒旦辩护”：他认为魔罗精神是对主流现实的一种反叛——“恶魔”诗人旨在唤醒人类，使人类从奴役和无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尽管鲁迅 很清楚不同诗人之间的关键区别——除了密茨凯维奇和拜伦，“魔罗诗人群”还包括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亚历山大·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米哈伊尔·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尤利乌·斯沃瓦茨基（Juliusz Słowacki）和桑多尔·裴多菲（Sandor Petőfi）——但他认为他们的努力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他解释道。
鲁迅，《《摩罗诗力说》
就这样，密茨凯维奇跻身世界革命诗人之列；但尽管如此，鲁迅先生还是认为他脱颖而出，甚至跻身历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列。尤为有趣的是，当鲁迅先生发表其文章时，中国很少有人听说过密茨凯维奇，也很少有人听说过波兰这个国家。由于当时尚未有中文译本，鲁迅本人从他所阅读的德语、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欧洲文学史书籍中汲取了关于密茨凯维奇的知识（他还读过密茨凯维奇作品的日语译本）。另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是丹麦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布兰代斯。他写的关于波兰的几本书都非常受欢迎，他本人是波兰人的好友，也是波兰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热情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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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逝世前11天的鲁迅先生，图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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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颂扬波兰诗人的章节中，鲁迅先生讲述着密茨凯维奇的一生（尤其是他的单相思以及他被沙皇囚禁的经历），并向中国读者介绍其主要作品，如：《先人祭》(“Dziady”）第四部分是“关于激情的一部恶毒故事......纯粹的少年维特精神 ”），以及《康拉德·华伦洛德》（“Konrad Wallenrod”）、《格拉席娜》（“Graży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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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之声与辛亥革命
然而，鲁迅决定特别为中国读者强调的是密茨凯维奇关于政治报复的话语。陈世骧强调：
[……]这不再是摩罗抗争上帝的声音；而是人类英雄反抗压迫者的呐喊。因此，波兰诗人铿锵有力的言辞在中国得到了回响，同样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激起了人们反抗内部和外部的压迫。
对于鲁迅来说，密茨凯维奇（正如斯沃瓦茨基一样）是一位充满愤怒和复仇情绪的诗人。鲁迅特别引用了《先人祭》第三部分，将“爱知社”（Towarzystwo Filomatów）秘密爱国组织成员的狱歌转述并挑出其反抗和复仇的片段。“报复诗华，盖萃于是”——他写道。
陈世骧指出，此言论的政治背景是中国辛亥革命前夕热烈地社会氛围。该革命推翻了清朝，中国进入了共和时代。
“因此，在那个翻天覆地之年震动全国的喧嚣中，在对压迫者进行报复的呼声中，我们或许也能听到向密茨凯维奇而借过来的那些话语之回荡”——陈世骧谈到。
学者们一致认为，《摩罗诗力说》长文，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诗歌格式和任务，对现代中国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据陈世骧所说，“鲁迅的这一论文让密茨凯维奇脱颖而出【……】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在这一新纪元，亲波兰精神继续发展。自1917年白话文运动开始，中国新文学就必然具有斗争性——它不仅要与旧文学形式和风格作斗争，还要与旧社会制度、旧道德习俗和偏见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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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茨凯维奇、波兰文学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
陈世骧强调，鲁迅对密茨凯维奇的描述是其文章中最生动的，而且“鲁迅可以【从他身上】为自己的革命文学理论汲取最有力的支撑”。反过来这一点也将也成为鲁迅自己艺术实践的一部分。鲁迅是一位现代艺术家。秉持文学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以非凡的现实主义风格描写中国农民、贫困和落后），从而他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他本人甚至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沿（这场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我们或许应该补充一点说，密茨凯维奇和波兰文学在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后来的翻译和新闻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翻译了许多波兰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亨利克·显克维奇（又译：亨利克·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波莱斯瓦夫·普鲁斯（又译：波·普鲁斯，Bolesław Prus）、马丽亚·科诺布尼茨卡（Maria Konopnicka）、斯特凡·热罗姆斯基（Stefan Żeromski）的作品）。这些译本都发表在鲁迅主编的杂志上，对塑造中国新文学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本人甚至考虑将弗拉迪斯拉夫·斯坦尼斯瓦夫·莱蒙特（Władysław Stanisław Reymont）的《农民》（"Chłopi"）以及显克维奇的《火与剑》（“Ogniem i mieczem”）译成中文。如今，汉学家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与显克维奇的作品有联系。
对于这些在中国推广波兰文学的人来说，他们的兴趣不只是波兰悲惨政治命运（被瓜分）与中国局势之间令人惊讶的历史相似性，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后中国对国外列强的依赖性日益加深。“当时的中国人将自己与波兰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视其为受压迫的民族”——陈世骧写道。李怡楠认为，对波兰文学的兴趣“深深植根于他们对反抗、革命、爱国主义和复仇的共同渴望”，并且“波兰文学的许多特点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假设及其由鲁迅概述的美学前提相符”。
也许，对密茨凯维奇作为一名爱国革命作家在中国的生涯最好的总结是 于1929年出版的，鲁迅对自己最喜爱的密茨凯维奇作品（《青春颂》）的首版译本。
鲁迅本人继续为新中国文学的社会目标而奋斗，“抨击和揭露中国革命后兴起的一切蛊惑人心的言论和独裁主义。直到1936年去世，他始终如一的践行着摩罗精神……”
作者：米克瓦伊·格林斯基（Mikołaj Gliński），2023年10月
译者：索伦·高格尔（Soren Gauger)（英文）
译者：司徒静（Magdalena Stoszek-Deng），2025年2月（中文）
来源：陈世骧，《亚当 密茨凯维奇在世界文学中》中的《在中国的波兰文学以及密茨凯维奇作为摩罗诗人》，1956年（‘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in Adam Mickiewicz in World Literature）；李怡楠，《中国作家鲁迅笔下的波兰文学》（Literatura polska w twórczości chińskiego pisarza Lu Xuna）；李怡楠，《波兰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精选问题》（Recepcja literatury polskiej w Chinach. Wybrane zagadnienia），2015年；尤佳（Joanna Krenz），《奥斯威辛、便宜面包以及伤口里的土豆。中国诗人眼中的波兰》（Oświęcim, tani chleb i ziemniaki w ranach. Polska oczami chińskich poetów），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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