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中的一座小島」。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傳記中的哈爾濱

teodor_parnicki_z_ojcem_bronislawem_fot._biblioteka_jagiellonska.jpg, default, 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與父親布羅尼斯瓦夫，莫斯科，1915年，圖源：雅蓋隆圖書館、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檔案館、特藏部、手稿部9/20、11/20、15/20, 「海洋中的一座小島」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傳記中的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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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被命運安排到遠東的數千名波蘭人來說，位於中國東北松樹江畔的哈爾濱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地方。這座城市是中東鐵路的關鍵中心，波蘭人不僅為哈爾濱的創建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為其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隨後的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

波蘭人在哈爾濱和附近鐵路站上工作，經營企業、商店，開辦文化中心，因而為這個20年代被稱為「遠東巴黎」的城市注入了極為國際化的氣氛。在哈爾濱存在的最初幾十年裡，其民族、語言和文化的復雜融合中，俄羅斯精神顯然佔據了主導地位——俄羅斯人在從中國租賃的一片土地上建立哈爾濱作為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線的開端。以大直街（也被稱為：「龍脊龍背」，主要辦公室、機構和教堂都位於此處）為軸線，城市規劃具有典型的俄羅斯風格，當然也反映了該城市的跨國特征。羅曼諾夫帝國垮台，1917年革命勝利後，哈爾濱成為俄羅斯移民的重要中心。在此期間，在這座具有濃郁俄羅斯特色的城市中，波蘭人創造了一個極其充滿活力的社群並開辦了許多波蘭文化的中心，其中包括：「波蘭之家」（Gospoda Polska，自1920年起作為波蘭領事館的總部）、聖·斯坦尼斯拉夫教堂（parafia pw. św. Stanisława）以及亨利克·顯克維奇中學（Gimnazjum Polskie im. Henryka Sienkiewicza），波蘭境外實施完整波蘭高中課程的僅有的兩個中心之一。該校畢業生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Teodor Parnicki）的一句話完美地描述了哈爾濱波蘭社區當時的處境。他說，這是「位於中國洋中俄羅斯海上的一座小波蘭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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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亨利克·顯克維奇中學，圖源：波蘭國家數字檔案館（NAC，www.audiovis.nac.go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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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波蘭文學中最重要、最具原創性的歷史小說家。1920年夏末，伴隨著一波離開的陷入了內戰混亂的俄羅斯難民和孤兒，還是12歲男孩的他來到了哈爾濱。他是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過來的，作為半孤兒，被聚集在聖·斯坦尼斯拉夫堂區周圍的波蘭社區照顧。波蘭人不遺余力地幫助作為戰爭受害者的兒童，而且盡量向那些有波蘭根源或血統的孩子介紹波蘭文化世界，並嘗試「恢復其波蘭性」。年輕的特奧多爾當時正在尋找（仍在俄羅斯）父親的下落，在抵達該城市後宣稱自己是波蘭人（這個聲明似乎有點奇怪，因為他當時幾乎不會說波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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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波蘭之家」/波蘭領事館，圖源：Michail Scamony-Shapshinsky，Książnica Pomorska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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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理解「波蘭」哈爾濱在這位作家傳記中所扮演的開創性角色，需要認識到，他的到來意味著帕爾尼茨基作為他家族的唯一代表，「成為了波蘭人」，也就是說，永久地進入了波蘭文化和語言的區域。事實上，他的親戚都不會說波蘭語，因為帕爾尼茨基的家族史相當復雜。特奧多爾的祖父奧古斯特·帕爾尼茨基（August Parnitzki）是來自大波蘭省北部的一位德國人，作為普魯士士兵參加了1870年的普法戰爭。然而，十九世紀80年代，他與其大家庭（他有六個孩子）一塊搬到了俄羅斯帝國，在那裡從事工業工作。其四個兒子都追隨他的職業腳步，在俄羅斯擔任工程師，逐漸融入俄羅斯文化（盡管其中三個在其余生中還是保留了德國公民身份）。

這位作家的父親布羅尼斯瓦夫（布魯諾）·帕爾尼茨基（Bronisław 【Bruno】 Parnicki）最初就讀於薩拉托夫的一所德國天主教學校，然後開始在基輔讀大學，然而因其社會主義活動很快被基輔大學開除。此後，他前往德國學習，先到卡爾斯魯厄，然後於1904年移居柏林，在那裡與他的基輔未婚妻——被俄羅斯文化同化了的一位猶太女人奧古斯蒂娜·皮耶卡爾斯卡（Augustyna Piekarska）結婚。盡管她的姓氏聽起來像波蘭的，但她實際上與波蘭無關。重要的是，他之所以決定前往德國，是因為他家人不接受其與猶太婦女的關系。在夏洛滕堡，布羅尼斯瓦夫·帕爾尼茨基畢業於著名的 Königli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工業大學，然後開始工作。1908年，他的長子特奧多爾出生了。在這位未來的波蘭小說家生活的最初四年裡，家裡使用的語言是德語，但當布羅尼斯瓦夫收到來自 Gustav List und Söhne（Густав Лист и сыновья）德國公司在莫斯科工作的機會時，全家再次搬到了俄羅斯了。因此，從1912年起，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在俄羅斯長大並吸收當地文化，從此以後只用俄語並就讀於俄羅斯學校。

他在一個比較典型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家庭中長大，他家最初非常富有，非常世俗——主要受到父親社會主義（孟什維克）觀點的影響。布羅尼斯瓦夫·帕爾尼茨基一直保留了德國公民身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為了確保親人的安全，他才宣布自己是波蘭人。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他來自波茲南的母親瑪麗安娜（Marianna）與波蘭保持著一些聯系。能夠證明此事為數不多的事實是，在她的建議下，奧古斯特的六個孩子之一，也就是特奧多爾未來的父親，在1880年受洗時選擇了波蘭名字（布羅尼斯瓦夫），而不是像其他孩子一樣擁有德國名字。然而，值得記住的是，布羅尼斯瓦夫本人也經常使用布魯諾這個名字，他在薩拉托夫的一所德國學校接受教育，後來住在柏林，此外，他在俄羅斯定居，在那裡長大，以及隨後由於他與一名猶太婦女結婚與父母關系的冷淡，這一切導致他母親的波蘭血統在布羅尼斯瓦夫的生活中並沒有發揮重要作用（他也沒掌握波蘭語）。盡管如此，1914年他決定提及自己的波蘭血統，最終使全家免於流亡——而這是戰爭期間在俄羅斯的德國公民最常見的命運。然而，直到革命爆發時，帕爾尼茨基一家已經不住在莫斯科，而住在烏法。特奧多爾的母親於1918年在那裡死於肺結核，而他的父親在與一位俄羅斯婦女第二次結婚後，將兒子送去亞歷山大·高爾察克將軍的俄國白軍校學生軍訓隊。跟著他們，年輕的特奧多爾到了海參崴。1920年夏天，12歲的他從軍校營地逃跑，獨自乘坐火車來到哈爾濱。

Teodor Parnicki jako uczeń Gimnazjum Polskiego w Harbinie (1920/1921), fot. Biblioteka Jagiellońska, Archiwum Teodora Parnickiego, Oddział Zbiorów Specjalnych, Sekcja Rękopisów Przyb. 9/20, 11/20, 15/20 — 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作為哈爾濱亨利克·顯克維奇中學的學生，1920年/1921年，圖源：雅蓋隆圖書館、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檔案館、特藏部、手稿部9/20、11/20、15/20

在哈爾濱，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實際上是個孤兒。他母親兩年前去世了，父親再也沒有見過。盡管他們倆建立了短暫的通信（布魯諾當時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烏拉爾冶金廠擔任工程師），但特奧多爾的父親於1928年春天因中風去世，年僅48歲。因此，哈爾濱波蘭人的照顧，對特奧多來說意味著全新的生活，「另一個，新的家」。這個12歲的孩子必須從頭開始建立他的世界。小時候，他讀了很多書（他從父母那裡繼承了對書籍的熱愛），他是俄羅斯初中的好學生，喜歡與父母一起去歌劇院——但這整個世界都是俄語和俄羅斯文化。而在哈爾濱的波蘭中學使用俄語卻被禁止——甚至面臨受到嚴厲的處罰。因此，在入住初中宿舍之後，掌握好波蘭語成為這位未來作家進入波蘭界最重要的事情。事實證明，他用出乎意料的速度學會了波蘭語，在很短的時間內，不僅掌握了語法基礎知識，甚至還成為了整個班級最出色的學生。他對波蘭語著迷，主要的原因是該語言的語法為表達方式提供非常多樣化的可能性。

Stanisław Janiszewski, nauczyciel języka polskiego i niemieckiego w Gimnazjum im. Henryka Sienkiewicza w Harbinie, 1925, fot. Książnica Pomorska, Zbiór Juliana Samójłły, Zbiory Specjalne, Inw. Akc. 3397 — 斯坦尼斯瓦夫·亞尼舍夫斯基，哈爾濱亨利克·顯克維奇中學波蘭語和德語教師，1925年，圖源：Książnica Pomorska 圖書館，特藏部門，Julian Samójłło 藏品，特藏，Inv. 3397編號

毫無疑問，哈爾濱初中波蘭語和德語教師斯坦尼斯瓦夫·亞尼舍夫斯基（Stanisław Janiszewski）在特奧多爾「進入」波蘭語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盡管正如帕爾尼茨基多年後回憶的那樣，他的文學課很無聊且缺乏想象力，但他的語法課卻為年輕帕爾尼茨基與波蘭語的非凡關系奠定了基礎。他對波蘭語的迷戀導致他很早就開始將自己的文學抱負與這個語言（而不是與他家裡用的語言）聯系起來。波蘭語法的邏輯性和精確性啟發了這位作家後來的創作——1928至1939年間，在利沃夫生活並創作小說時，他每天都會抄寫波蘭文學經典作品中的幾頁作為練習。1944年至1967年，在墨西哥生活期間，他最終塑造了自己的寫作風格——精確、復雜的句法結構、曲折的論點和人物的表達方式將成為構建多層次文學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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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聖·斯坦尼斯拉夫教堂，圖源：Michail Scamony-Shapshinsky，Książnica Pomorska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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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波蘭語之外，「位於中國洋中俄羅斯海上的一座小波蘭島嶼」帶領年輕的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進入了全新的天主教世界。哈爾濱的波蘭學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聖·斯坦尼斯拉夫堂區的影響——雖然是男女同校，但還是有點像修道院附屬的學校。正如這位作者多年後回憶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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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們對我們上學以及校外的生活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此外，亨利克·顯克維奇中學樓建在聖·斯坦尼斯拉夫教堂旁邊，位於堂區的廣場上，從而學校與教堂之間、課程時間表與彌撒時間表之間、師生心理和堂區精神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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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亨利克·顯克維奇中學教師們，1928年，圖源：Książnica Pomorska 圖書館，特藏部門，Julian Samójłło 藏品，特藏，Inv. 3397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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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迪斯瓦夫·奧斯特洛夫斯基（Władysław Ostrowski）神父，富有魅力的哈爾濱波蘭社區精神領袖以及該學校的聯合創始人，對波蘭學校學生（其中包括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的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哈爾濱期間，帕爾尼茨基成了輔祭並了解到彌撒時用的拉丁語。隨著時間的推移，該經驗加深了他對古羅馬文化和天主教神學的迷戀，使其真正接近天主教並持續做了多年的教徒。

瓦迪斯瓦夫·奧斯特洛夫斯基，哈爾濱波蘭教堂堂區司鐸，二十世紀20年代末，圖源：雅蓋隆圖書館、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檔案館、特藏部、手稿部9/20、11/20、15/20

在利沃夫期間（1928年至1939年），作為首次亮相的波蘭作家，他也將自己視為「天主教作家」。盡管二戰的艱難經驗導致他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價值觀並最終與信仰產生距離，但在小說中他卻反復觸及神學主題、教會論和教會歷史，經常以天主教為小說主題。其中許多作品的情節是由古代、中世紀和現代的神學爭論的能量所驅動的。

要尋找1959年的“Słowo i ciało”（暫譯：《道與肉身》）、1961年至1967年創作的“Twarz księżyca”（暫譯：《月面》）、1962年的“Tylko Beatrycze”（暫譯：《只有貝雅特麗齊》）以及1962年至1970年間創作的龐大系列“Nowa baśń”（暫譯:《新童話》）等小說中神學問題的來源，應該考慮到哈爾濱堂區和學校的天主教環境毫無疑問對塑造他的敏感性起到無疑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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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上排右側第一）高中畢業班，中間有瓦迪斯瓦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神父，哈爾濱，1927年，圖源：雅蓋隆圖書館、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檔案館、特藏部、手稿部9/20、11/2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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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蘭中學的學習時光對帕爾尼茨基來說是非常賦予靈感的——尤其是在他開始進入波蘭文學領域時。盡管他小時候在俄羅斯讀過很多書，但與波蘭文學（例如亨利克·顯克維奇的小說）的接觸通常基於俄語翻譯。在松花江畔的哈爾濱學習波蘭語的同時，他才吸收了波蘭文學作品（尤其是學校教職員覺得最有價值的）。理所當然的是，波蘭文學不僅是一門學校科目，而且當時還有助於促進波蘭精神、波蘭歷史，尤其是推廣波蘭浪漫主義的偉大遺產。20年代中期的初中生經常根據波蘭民族詩人（「先知作家」）的文本准備戲劇表演（其中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 Juliusz Słowacki 的作品頗受歡迎）。由於帕爾尼茨基經常出現在這些表演中，他不僅深入了解了該作者的作品，而且還深刻體驗並愛上了它。這些表演中存在的一個元素對於帕爾尼茨基理解歷史小說的本質非常重要——這些小說一方面是古裝戲，另一方面具有復活死者的力量。關鍵的是語言的力量以及偉大浪漫主義詩歌的魔力。在這位作家的許多小說中都可以看到哈爾濱時期的這些迷戀——這些小說充滿了與斯沃瓦茨基作品的互文游戲。其實，不僅僅是戲劇表演讓他與文學更緊密地接觸。中學期間，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積極參加「Ad astra」文學組織的會議以及由康斯但丁·斯莫諾萊維奇（Konstanty Symonolewicz）在波蘭領事館沙龍組織的詩歌討論會。最後，1928年1月，還是在哈爾濱時，他首次作為憧憬著自己的小說家生涯的一名文學評論家，在《波蘭周刊》（“Tygodnik Polski”）上發表了名為《亨利克·顯克維奇和亞歷山大·大仲馬（父親）》的一篇文章。

康斯但丁·斯莫諾萊維奇，哈爾濱，二十世紀20年代末，圖源：雅蓋隆圖書館、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檔案館、特藏部、手稿部9/20、11/20、15/20

「位於中國洋中俄羅斯海上的一座小波蘭島嶼」讓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能夠體驗到了充滿文學和詩歌的，與天主教明顯相關的「波蘭性」。這種波蘭性喚醒了他的偉大夢想——用家裡沒人用的這一門語言創作自己的文學作品。除此之外，在哈爾濱波蘭社區中，年輕的帕爾尼茨基接觸到其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人在智力和藝術上塑造了這位年輕的文學家，並且是他多年來的導師和真正的朋友。此人就是康斯但丁·斯莫諾萊維奇（1884年至1952年）——擔任波蘭駐哈爾濱領事的一位外交官及波蘭學校的兼職歷史與文學教師。他出身於前波蘭立陶宛聯邦邊境的一個古老家族，但卻在俄羅斯接受教育——完成了漢學和印度學的東方研究，之後開始在俄羅斯駐華外交部門工作，首先是在俄羅斯駐華外交部門工作（先在北京，然後在東北）。1920年，他加入了波蘭外交部門，20年代成為哈爾濱波蘭社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多年後，帕爾尼茨基回憶起他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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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回憶我的整個人生，我奉獻了一生的事業時，我非常清楚這一切，我欠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康斯但丁·斯莫諾萊維奇先生。」

“Teodor Parnicki, Listy do Konstantego Symonolewicza z lat 1928-1949”（暫譯：《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向康斯但丁·斯莫諾萊維奇1928年至1949年的信函集》）一書封面，Wydawnictwo Naukowe “Śląsk”出版社，2021年，圖源：由 Wydawnictwo Naukowe “Śląsk”提供

斯莫諾萊維奇領事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東方學家，也是繼承歐洲人文主義偉大傳統的一位歷史和文學愛好者（他自己也寫詩），同時也是極富個性的人。在帕爾尼茨基看來，他完美地實現了「基督教伊壁鳩魯主義」的理想。斯莫諾萊維奇很早就注意到年輕的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既聰明又敏感的一名中生，他兒子——小康斯但丁（Konstanty junior）的同學。因此，斯莫諾萊維奇領事與夫人，莉迪亞（Lidia）一起對他視如己出。斯莫諾萊維奇向帕爾尼茨基打開了歷史、文化、文學和詩歌的大門，喚醒了他對文學的熱情（不僅有波蘭文學，也有俄羅斯的，尤其是阿克梅派創始人之一，尼古拉·古米廖夫的詩歌）。當1928年被康斯但丁·斯莫諾萊維奇思想塑造好的帕爾尼茨基離開哈爾濱，前往利沃夫學習，他知道自己將把一生奉獻給文學。如今，帕爾尼茨基在1928年至1949年間寫給哈爾濱領事的大量、真誠且很有趣的信函集證明了學生和導師之間的這種非凡關系。帶有評論的信函集2021年由 Wydawnictwo Naukowe “Śląsk”出版，是康斯但丁·斯莫諾萊維奇領事將歷史小說的偉大革新者，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引入波蘭文學世界並做出卓越貢獻的最燦爛的紀念碑。

Teodor Parnicki, zdjęcie z indeksu, 1928, fot. Biblioteka Jagiellońska, Archiwum Teodora Parnickiego, Oddział Zbiorów Specjalnych, Sekcja Rękopisów Przyb. 9/20, 11/20, 15/20 — 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學生記錄簿的照片，1928年，圖源：雅蓋隆圖書館、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檔案館、特藏部、手稿部9/20、11/20、15/20

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一生中非常有趣的哈爾濱時期（1920年至1928年）可能是這位作家最忠實的讀者從其講座、采訪以及後期小說中的涉及到他個人經歷的情節中了解到的。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對於帕爾尼茨基的大多數讀者來說，最重要的是他關於古代終結、中世紀和現代的偉大小說。這些小說見證了他對更新歷史小說體裁並將其轉變為現代文學高品質作品的嘗試。1937年，他以“Aecjusz, ostatni Rzymianin”小說（暫譯：《最後的羅馬人，埃額邱斯》為開端，開始了其歷史文學之旅並一直將其持續到他生命的盡頭。他總共出版了近40部歷史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他徹底實現了自己年輕時在遙遠的中國哈爾濱誕生的夢想。然而，在其文學生涯的開端，即在利沃夫生活的頭幾年，也是他正式亮相之前，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將兩部小說獻給了哈爾濱。其中一篇：1935年寫的“Drogi”（暫譯:《途徑》）小說手稿無可挽回地丟失了。這是以哈爾濱的波蘭社區為背景，年輕帕爾尼茨基的一部富有洞察力的自傳。這位作家在寫給康斯但丁·斯莫諾萊維奇的信中如此描寫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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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的一生（畢竟我的一生還算挺有趣的）都包含在其中——在我與不同世界和不同文明接觸時宗教上、道德上以及心理上所發生的過程（童年時期的德國和瑞典，沙皇和布爾什維克的俄羅斯，哈爾濱……唯物主義的父母知識分子家庭，中學時期學校和宿舍裡的天主教氛圍，文學的藝術影響以及您對我的影響……）。」

如果這部小說得以保存下來，毫無疑問會向我們展示年輕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眼中二十世紀20年代時在「位於中國洋中俄羅斯海上的一座小波蘭島嶼」的生活全景。

“Trzy minuty po trzeciej. Powieść egzotyczno-sensacyjna”（暫譯：《三點過三分》），華沙，Noir sur Blanc 出版社，2015年，圖源：由 Noir sur Blanc 提供

幸運的是，這位年輕作家的另一篇「哈爾濱」作品被保存了下來。最初於1929年分期刊登在《利沃夫日報》上的“Trzy minuty po trzeciej”（暫譯：《三點過三分》）驚悚小說，2015年首次以書籍形式出版。這是帶有異國情調和風格的一部小說，旨在向利沃夫讀者介紹松花江河畔哈爾濱，這座大都市，並讓他們體驗一種間諜驚悚小說的樂趣。該小說的軸心是兩個俄羅斯移民卷入日本和蘇聯特務部門的一場復雜陰謀和斗爭中（雙方的目的是獲取秘密文件，以接管中東鐵路的控制權）。發生在哈爾濱、東北其他地區、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上海的故事充滿了動態的情節曲折、汽車追逐、用火車的逃亡以及浪漫愛情情節。當時僅21歲的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以豐富多彩的方式描繪了他度過學生時代並進入波蘭文化空間的城市——哈爾濱。然而，小說裡並沒有波蘭主人公（畢竟這不是關於哈爾濱「小波蘭島嶼」的一部小說，而是關於哈爾濱「俄羅斯海」——因革命而逃往遠東的俄羅斯人世界的一部小說）。小說中，哈爾濱作為一座國際化、充滿活力的城市出現：這裡夜總會裡傳來美國爵士樂、這裡狐步舞的旋律與憂郁的俄羅斯歌曲交織在一起、這裡有豪華酒店、快速跑車、這裡的知識分子習慣去劇院觀看瓦格納歌劇。哈爾濱，這一座東北大都市可能比中國更像俄羅斯，日本已經對他虎視眈眈。

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希望通過他年輕的小說，以文學形象保留哈爾濱和遠東的獨特世界——如今已經是一個遙遠的、充滿異國情調的過去。希望，哈爾濱的現代居民有一天也會發現這一件無價的寶藏：由波蘭最偉大的二十世紀歷史小說家所創作的，描繪二十世紀20年代末這座前大都市以及（更廣泛的）遠東地區的一幅多彩而生動的圖畫。

參考文獻：

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Szkice literackie”，華沙，1978年。

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Historia w literaturę przekuwana”，華沙，1980年。

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Ja, Eurypides. Wywiady, wypowiedzi i autokomentarze z lat 1957-1988”，前言：托馬什·馬爾切夫卡，由彼得·格爾林斯基-庫奇克（Piotr Gorliński-Kucik）和托馬什·馬爾切夫卡整理，卡托維茲，2020年。

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Listy do Konstantego Symonolewicza z lat 1928-1949”，前言與整理：托馬什·馬爾切夫卡，卡托維茲，2021年。

“Pamięć, władca […] bezlitosny, wciąż i wciąż wskrzesza ponownie to, co minęło”，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會議片段，由托馬什·馬爾切夫卡整理，“Pamiętnik Literacki”，2002年，2卷。

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Trzy minuty po trzeciej. Powieść egzotyczno-sensacyjna”，由托馬什·馬爾切夫卡整理，華沙，2015年。

馬雷克·擦巴諾夫斯基（Marek Cabanowski），“Tajemnice Mandżurii. Polacy w Harbinie”，華沙，1993年。

“Polskie ślady na Dalekim Wschodzie. Polacy w Harbinie”，由安捷伊·福瑞爾（Andrzej Furier）編輯，什切青，2008年。

“Konstanty Symonolewicz – orientalista, dyplomata, opiekun Polonii Mandżurskiej”，由亞當·維尼亞日（Adam Winiarz），什切青，2012年。

作者：托馬什·馬爾切夫卡（Tomasz Markiewka），2023年1月
譯者：司徒靜（Magdalena Stoszek-Deng），2024年2月

語言 Chinese, Tradi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