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設計:薩爾馬提亞人的生活方式
斯拉夫人起源於古代薩爾馬提亞人是波蘭文化中最重要的神話之一。它不僅影響了國家的政治局勢,在文化、藝術和日常生活方面也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薩爾馬提亞主義是17世紀波蘭文化中最具主導地位的一種思想潮流和意識形態,儘管它在16世紀中葉就已發揮其作用,並實際上一直持續到18世紀下半葉。巴洛克文化的研究者馬里烏斯·卡波維奇(Mariusz Karpowicz)在他的著作“Sztuka oświeconego sarmatyzmu”(暫譯:《啟蒙的薩爾馬提亞主義藝術》)中寫道:
“在波蘭,薩爾馬提亞傳說是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渴望在歐洲國家中為自身找到一處有價值的立足之地的象徵。古代作家稱讚他們的英勇,歌頌薩爾馬提亞人那俠義與英雄般的事蹟。這些事蹟完全滿足了人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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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克爾內利·石勒格爾(Korneli Szlegel)的畫作,圖中描繪了在戶外跳著波洛涅茲舞的波蘭貴族們,圖源:Wikimedia / CC
在啟蒙時代,於古代民族中尋找“根”這一行為對自身民族身份的構建來說是典型的。同一時期,類似的現像也曾出現在法國、德國、瑞典等地。這種能夠追溯到遙遠過去的譜系使社群間緊密相連,並突出其高貴。如今回看歷史,我們知道薩爾馬提亞主義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將波蘭引領向光明的未來,波蘭貴族對自由的錯誤理解導致了國家被瓜分的慘劇。然而,那個時期的人們在藝術、建築和設計領域所創造出的趨勢卻是巴洛克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波蘭貴族是如何成為薩爾馬提亞人的?
薩爾馬提亞人是一個古老的游牧民族,據學者稱,他們在公元前4世紀和公元前3世紀居住在如今的伊朗地區。公元前1世紀時,驍勇善戰的薩爾馬提亞人便已征服多瑙河流域的土地並與羅馬帝國作戰。波蘭貴族自稱從其古老的祖先處所繼承的正是這種英勇善戰的態度和對自由的熱愛,這繼而成為了薩爾馬提亞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
羅曼·科日維(Roman Krzywy)在由華沙揚三世·索別斯基維拉諾夫宮博物館編制出版的“Kultura sarmacka”(暫譯:《薩爾馬提亞文化》)中寫道:
“薩爾馬提亞神話是基於前啟蒙運動時期特有的對過去的態度。那個有著騎士風度的祖先們所處的時代是個神聖的時期,是一個人們應當在世間尋求模範或適用法律的時代。當下的種種扭曲只能通過回歸理想狀態來糾正,而不是靠創新。這也適用於這些祖先完美體現的道德和個人態度。”
然而,這一教條發生了演變:最初它主要是關於尊重祖國,了解與維護國家傳統,即便是通過武力。薩爾馬提亞學說早期並不與容忍和尊重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多民族性相矛盾,它甚至為多元化國家的融合服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面對如瑞典大洪水時代這種重大事件時,波蘭薩爾馬提亞人開始閉關鎖國,成為一個仇外者與偏執者,更願意沉浸宮廷中那片與世界隔絕開來的小天地。正是在那時,薩爾馬提亞文化轉為讚美處於自然與家庭懷抱中的地主生活的優勢,而置國家和政治事務於不顧。
薩爾馬提亞人住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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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馬提亞人可以是中產貴族,也可以比國王還富有。前者通常有一座木製莊園,位於他平日里精心打理的地段。後者則有能力修築一座壯觀的豪宅。例如,位於今日烏克蘭皮德吉爾齊(波蘭語:Podhorce,烏克蘭語:Підгірці)的科涅茨波爾斯基(Koniecpolski)城堡,位於維希尼奇(Wiśnicz)的盧博米爾斯基(Lubomirski)城堡以及位於烏亞茲德(Ujazd)由克日什托夫·奧索林斯基(Krzysztof Ossoliński)修築的的庫茲托波爾(Krzyżtopór)城堡。它們如同精心設計的舞台佈景,強調著其主人的重要社會地位。這些建築物不再具備任何防禦功能,僅具有裝飾性,但同時又富有紀念意義。薩爾馬提亞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波蘭建築的變化發展負有責任。防禦性住宅轉變為宮殿,堡壘變成了花園露台,這意味著波蘭踏入了巴洛克式建築的大門。
薩爾馬提亞人的其他建築作品
創立基金會是高等貴族家庭活動的重要元素之一。薩爾馬提亞人視自己為非常虔誠的教徒,因而他們非常樂意出資建築教堂。多虧了這些富裕的貴族,如今的我們才得以欣賞眾多巴洛克式建築與設計的無價之寶。
在那個時期聲勢浩大的資助活動之中,位於維爾紐斯的聖伯多祿聖保祿教堂可謂是數一數二,其宏偉的規模與奢華的內飾都令人不可忽視。教堂的資助者是立陶宛的貴族米哈爾·卡齊米日·帕茨(Michał Kazimierz Pac)。而規模稍小的位於蒂科欽(Tykocin)的聖三一教堂也是榜上有名。揚·克萊門斯·布拉尼茨基(Jan Klemens Branicki)不僅資助了教堂的修建,而且還資助建造了波蘭最早的世俗紀念碑之一,即矗立在教堂前廣場上的斯特凡·恰爾涅茨基(Stefan Czarniecki)將軍的雕像。 17世紀80年代,斯坦尼斯瓦夫·赫拉克留什·盧博米爾斯基(Stanisław Herakliusz Lubomirski)資助修建了位於切爾尼亞科夫(Czerniaków)的聖安東尼教堂,這是泰爾曼·範·加姆倫(Tylman von Gameren)的傑出之作,規模不大,卻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薩爾馬提亞人如何穿著?
學者稱薩爾馬提亞文化為一種混合文化,因為它是受到了東西雙方影響的不同尋常的混合體。這種融合在作為社會群體身份重要像徵的薩爾馬提亞服飾中最為顯見。薩爾馬提亞風的時尚潮流在17和18世紀之交時達到頂峰。當時,來自土耳其的裝飾品和武器變得流行,許是因為它們使人聯想到在維也納戰爭中贏取的戰利品。
在上文提到的“Kultura sarmacka”一書中,雅羅斯瓦夫·杜曼諾夫斯基(Jarosław Dumanowski)寫道:
“在土耳其戰爭期間,穿著 kontusz 的薩爾馬提亞人的形象含有與捍衛信仰和騎士價值觀相關的特殊含義。”
真正的薩爾馬提亞人身著 żupan,這是一種長長的鈕扣式長袍,款式像連衣裙。 Żupan 通常由羊毛布製成,節日期間穿著的則使用絲綢或錦緞。 17世紀中葉,薩爾馬提亞人開始在 żupan 外披上 kontusz,它類似大衣或背心,長袖自肘部剪下,並用裝飾性的波蘭式長袍腰帶繫住。
Ferezja 也是薩爾馬提亞服飾的一種,長度及地的長裙由色彩鮮豔的布料縫製而成。 Delia 同樣是薩爾馬提亞服飾中重要的一份子,羊毛製成的寬鬆開衫長袍,上半身稍微緊,薩爾馬提亞人將其套在 żupan 外面,或是附上毛皮作為外套穿戴。
波蘭式長袍腰帶——薩爾馬提亞人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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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馬提亞式長袍(kontusz),克拉科夫國家博物館,圖源:Mariusz Makowski / Forum
波蘭式長袍腰帶是從土耳其和波斯流入波蘭的。起初只有自當地運來的現貨,後來腰帶製造廠在波蘭建立。最有名的製造廠在斯盧茨克(Słuck)和科貝烏卡(Kobyłka),這些工廠被稱為 persjarnia。
一條典型的波蘭式長袍腰帶寬40厘米,長3到4.5米,貴族甚至可以將其在腰上纏繞好幾圈。腰帶通常由絲綢製成,並飾有刺繡或金銀絲線。波蘭式長袍腰帶上的裝飾品質彰顯了主人的地位和財富,而顏色或繫帶方式則能夠揭露腰帶佩戴者的政治觀點或宗教教派。
如何辨識薩爾馬提亞人?
除了腰間繫著波蘭式長袍腰帶,薩爾馬提亞人還總隨身攜帶著 karabela。這是一種佩劍,象徵著薩爾馬提亞人的英勇與善戰,時刻準備著為保衛自己的家園、信仰和最重要的理想而戰。薩爾馬提亞人的服裝往往會搭配羽毛帽,這些帽子的外形通常與尖頂土耳其帽子 kalpak 相似。一提到17 世紀的波蘭貴族,我們總會聯想到留著八字胡,腦袋兩側頭髮剃光的魁偉男人。雖然薩爾馬提亞人對鬚髮沒有嚴格的規定,但這種造型無疑是最受歡迎的(哪怕薩爾馬提亞人可以蓄須,也可以將其剃掉)。
薩爾馬提亞人的藝術生活
薩爾馬提亞人需要受人尊敬的祖先,這些先祖的肖像是每個住宅的關鍵點。當沒有真正的祖先時,波蘭貴族則會臆造他們,重要的是使他們的嚴肅形象代代流傳。除了少數例外,那個時代的肖像畫並沒有得到學者們的高度評價,而被看作是不夠現實且相當幼稚的作品。然而,也有在歷史的長河中獲得肯定的藝術家,他是來自格但斯克的丹尼爾·舒爾茨(Daniel Schultz),他最初是揚二世·卡齊米日(Jan II Kazimierz)的宮廷畫家,之後依次任職於米哈烏·科雷布特·維希尼奧維茨基(Michał Korybut Wiśniowiecki)和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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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zygody Jana Chryzostoma Paska”(暫譯:《揚·赫雷佐斯托姆·帕塞克的歷險》)一書的封面,耶日·拉斯卡里斯(Jerzy Laskarys)著,圖源:polona.pl
薩爾馬提亞人重視宣揚自己祖先的事蹟,同時也相信自己的偉大,這使得寫日記變得分外流行。人們記錄下自己的偉大成就和日常瑣事。多虧有薩爾馬提亞日記,我們才得以對那個時代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像是揚·赫雷佐斯托姆·帕塞克(Jan Chryzostom Pasek)或瓦茨瓦夫·波托茨基(Wacław Potocki)的筆記至今仍是巴洛克文學中價值連城的瑰寶。
遺像與對死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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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死亡相關的儀式在薩爾馬提亞人中特別流行——它們被稱為 pompa funebris(拉丁語為“送葬隊伍”)。有時,葬禮的準備需要好幾個月,儀式中每一處既豐富又具有戲劇性的細節都是經過精心推敲的。遺像正是源於這種喪葬傳統,是僅在波蘭土地上發展起來的繪畫種類。遺像附著在棺材的前端,面積較小的那一面。因此,六邊形是其典型形狀。肖像以最直白的方式呈現逝者的形象,僅描繪其外貌最顯著的特徵。即使是從遠處觀看,遺像也應清晰可見:在葬禮期間,帶有遺像的棺材被放在名為 castrum doloris(拉丁語為“痛苦的城堡”)的靈柩台上,出殯遊街時,逝者的樣貌必須對人群中的哀悼者們清晰可見。
薩爾馬提亞人對死亡有過很多思考,“memento mori”(拉丁語為:“勿忘你終有一死”)的概念在他們的宗教信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那個時期對於死亡的描繪即是這種思想的有趣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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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年後,位於塔爾烏夫的聖三一教堂的耶穌禮拜堂中的灰泥裝飾的一部分,由所謂塔爾烏夫大師工作室製造的,圖源:Jakub Jagiełło
塔爾烏夫(Tarłów)的聖三一教堂建於1647年至1655年期間,由茲比格涅夫·奧勒希尼茨基(Zbigniew Oleśnicki)資助。教堂兩側的禮拜堂中保存著豐富的灰泥裝飾。它描繪了所謂的“Taniec Śmierci”(“死亡之舞”),這是消逝和死亡的象徵,不論男女老少還是貧富貴賤,都難逃一死。
在塔爾烏夫教堂的裝飾中,可以看到兩個丘比特裸童手中持有的銘文:
“我們為何在自吹自擂/難道人類不只是一塊泥土嗎/上帝用泥土創造了人類/沒有人可以避免死亡/地上的泥土鑄就了我們的身軀/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就像是給予我們生命的泥土/所以我們才應努力/讓上帝為我們感到驕傲。”
薩爾馬提亞女人在哪裡?
貴族與權貴女性們並沒有嚴格規範的穿著搭配或髮型打扮,她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被特定的神話所描述記載。薩爾馬提亞人的妻子和女兒更願意接觸西方模式——這就是他們的服飾和髮型樣式的來源。女士們甚至不參與組織薩爾馬提亞人鍾愛的宴會。一本17世紀派對籌備指南的作者斯坦尼斯瓦夫·赫爾丘斯(Stanisław Hercius)建議男性在舉辦宴會前先與妻子達成一致意見:
“如果男性想在閒暇之餘邀請朋友們到家中作客並共度愉快的一晚,他應該先和自己的配偶談一談。”
薩爾馬提亞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潮流在更大程度上適用於男性。這主要是因為在17和18世紀,女性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作者:安娜·茨梅爾(Anna Cymer)
譯者:吳霂瑤,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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