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

波兰记者中最杰出的作家。在磨练了国内新闻报道技巧后，他周游世界，报道了数十场战争、政变和革命。他的著作——关于埃塞俄比亚君主的著作《皇帝》（"Cesarz"）以及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统治与陨落的“Szachinszach”（暂译：《沙阿之王》）享誉全球。1932年3月4日出生于平斯克（Pińsk，今属白俄罗斯），2007年1月23日在华沙逝世。

周五, 03/04/1932 - 12:00 - 周二, 01/23/2007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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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图源：Marek Billewicz/East News

卡普钦斯基的一生，自童年起便与漂泊和旅行紧密相连。最初是战争迫使他的家人四处流亡，随后是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起的新闻报道之旅。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直接塑造了他的创作：既是必要的灵感来源，但也常常成为创作的阻碍：

“记者的工作就像一块电池”——卡普钦斯基曾经说道——“他像充电一样吸收身边的现实，积累素材，而在这时根本没有空来写作。我这个职业的悖论在于：文学源于旅行，但正是旅行本身却阻碍着写作。因为旅行的时光太过珍贵，不能浪费这段时间来记录。”（“Autoportret reportera”【暂译：《记者自画像》】，2006年）

卡普钦斯基七岁时便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旅程，而这一旅程非常戏剧性。1939年9月，他与母亲和妹妹离开他们正在度假的帕夫洛夫村（Pawłów），前往300公里外的家乡，位于波列谢地区（Polesie）的平斯克市。穿行在惊恐的难民人群中，目睹轰炸造成的破坏，标志着他平静童年的终结。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位未来的作家在苏联占领下的平斯克度过，饱受饥饿和恐惧的折磨，这段经历多年后被他写进了1993年出版的《帝国: 俄罗斯五十年》（“Imperium”）一书中。1940年春天，为了躲避被驱逐的威胁，母亲玛丽亚·卡普钦斯卡（Maria Kapuścińska）带着孩子们前往华沙地区，在那里她找到了从往卡廷森林（苏联对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大屠杀的场地）逃出来的丈夫。他们最初定居在谢拉科夫（Sieraków），然后搬到华沙克罗赫马尔纳街（Krochmalna，靠近犹太隔离区一扇城门），最后搬到希维德尔（Świder）。战后，全家定居在波兰首都。

在平斯克度过的童年记忆以及在占领时期的经历，始终是卡普钦斯基创作生涯中极其重要的精神坐标。众所周知，他曾计划撰写一本关于他故乡的书，尽管最终未能实现，但战前波兰东部边疆地区（Kresy）的记忆和战争经历，已然决定了他日后的兴趣方向。据马里乌什·什奇盖乌（Mariusz Szczygieł）回忆：

“这位作家曾坦言，他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走访贫困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身上都带有些他热爱的波列谢的影子。（……）在采访中，当被反复问及作为一名记者，在世界各地不同战线上所感受到的恐惧时，他谈到战争一直以来都在他的内心深处延续。 ‘对我而言，战争并没有在1945年结束，也没有在之后不久结束。对于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战争永远不会彻底结束。’”（“Jeszcze jedna podróż”【暂译：《另一段旅程》】，《选举报》“Duży Format”增刊，2007年1月27日）。

童年时期的种种磨难也使卡普钦斯基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无论是生活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老百姓。贫困、暴力和基本权利的缺失，对他们而言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共同的经历纽带，促成了人际关系的建立——这对他而言是他记者生涯的基石。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卡普钦斯基就读于以斯坦尼斯瓦夫·斯塔希茨（Stanisław Staszic）命名的高中。他练习足球和拳击（曾获得华沙少年轻量级拳击锦标赛亚军），还创作诗歌并投稿给文学杂志。1949年，还未高中毕业之前，他就在《今日与明日》（“Dziś i Jutro”）周刊上发表了自己的诗歌，正式开启了他的诗歌创作生涯。尽管他后来称自己早期的作品是“颇具创造力，模仿马雅可夫斯基式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在报刊上的发表为他日后从事新闻工作铺平了道路，引起了《青年旗帜报》（Sztandar Młodych）——新兴杂志编辑的注意。他们向这位有抱负的年轻作家提供了合作机会。卡普钦斯基最初是一名信使（通过这份工作，他结识了玛丽亚·东布罗夫斯卡（Maria Dąbrowska）、佐菲亚·娜乌科夫斯卡（Zofia Nałkowska）、莱奥波尔德·斯塔夫（又译：利奥波德·斯塔夫，Leopold Staff）和尤利安·图维姆（Julian Tuwim）等著名波兰作家），后来逐渐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当时他是波兰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而伴随他一生的深刻社会敏感性，在早期的文章和诗歌中，体现为对社会主义的热忱、坚定而又天真的信念（他父亲当时向他隐瞒自己从卡廷森林押送囚犯的队伍中逃脱，后来又加入了被当局迫害的家乡军【Armia Krajowa】）。

不久之后，卡普钦斯基放弃了诗歌创作，转而从事新闻工作。

1950年10月，这位初出茅庐的记者开始就读华沙大学波兰语系，但随后又转到历史专业，并暂时中断了他的编辑工作。在校期间，他曾担任三年级哲学课的助教，参与了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的教学工作。1952年，他与医学生、未来的儿科医生，阿丽齐娅·蔑尔恰雷克（Alicja Mielczarek）结婚。次年，他们的女儿，佐菲亚（Zofia）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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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在《文化》编辑部，20世纪60年代，图源：Aleksander Jałosiński/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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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szard Kapuściński in editorial office of Kultura in the 60s, photo: Aleksander Jałosiński / Forum

在亨里克·雅布翁斯基（Henryk Jabłoński）教授的指导下，卡普钦斯基完成论文答辩后，并又开始在《青年旗帜报》发布文章。正是在1955年，他的新闻报道生涯迎来了重大转折。这始于他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To też jest prawda o Nowej Hucie”（暂译：《关于新胡塔，这也是真相》）。他撰写了一篇大胆而批判性的报道，揭露了原本计划建成一个模范工人阶级住宅区的新胡塔里，实际普遍存在的卖淫和贫困。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巨大轰动，作者不得不躲藏在新胡塔工人们中间好几天。“当时我意识到，写作是有风险的”——他在1987年回忆道——“而且，写作的关键不在于发表，而在于发布后带来的后果。当你试图描述现实时，你的写作就会影响该现实。”（《记者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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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华沙，1962年。图源：Janusz Sobolewski/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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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在波兰十月解冻的浪潮中，他的勇气得到了认可——24岁那年，他凭借这篇报道荣获金质功勋十字勋章。后来，也许为了阻止他在国内触及敏感话题——卡普钦斯基被派往印度几周（尽管他本人最多只希望能够去捷克斯洛伐克）。这次旅行对他来说是一次文化冲击。他在2004年出版的《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Podróże z Herodotem"）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回忆。当时既不会说英语，又对印度一无所知的他，被直接扔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首先在老德里的一条街上买了一本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并以此自学语言。

一年后，他经东京和香港前往中国。如同在印度一样，卡普钦斯基也为语言障碍而苦恼，抵达中国后便立即开始自学中文：

“是的，我的确试过学习中文，从一开始就试过。我试图从象形符号和表意符号的丛林中开辟一条道路，结果却遇到了死胡同，每个字都有令人抓狂的多重含义（……）我已经双腿发软了。不，我觉得我应付不了，我做不到。方块字在我眼前闪烁，跳动，变换形状和位置、关系和因（……）我始终能感受到长城的存在；不是几天前我在北边的群山之间看到的那座长城，而是对我来说更难应付、更难以逾越的语言的长城。”（《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译者：马睿】

卡普钦斯基在中国期间有一位翻译陪同，并带他进行了几次旅行。在《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一书中，这位作家回忆起1956年的北京：

“到处都是自行车的车流。当交通灯变红时，车流静止，就好像水闸突然关闭，等绿灯亮起时再度流动（……）整个城市都是黄色和海军蓝。沿街建筑的围墙是黄色，所有人穿的衣服都是深蓝色。”上海却因其丰富多样的建筑风格深深吸引了他：“我被这座城市的巨大规模，被它建筑的多样性所震惊——整片整片的社区都是以法式、意式或美式风格建造的。随处可见绵延数公里的林荫道、大街、步道和拱廊。能感觉到城市发展的规模和能量、大都市的喧嚣，到处都是汽车、人力车，路上有数不清的行人。商店林立，偶尔还会看到酒吧。”【译者：马睿】

华沙传来消息：当局镇压了较叛逆的《青年旗帜报》，卡普钦斯基的中国之行就此中断，他乘坐西伯利亚铁路返回波兰。随后，他拒绝接受编辑部自上而下的变动，带着大部分原先的员工离开了该报社。国内记者遭受的打压，最终让他放弃了幻想，不再指望凭借毫不妥协的新闻报道改变波兰现状。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述：

“卡普钦斯基作为一位报道新闻记者，在与《青年旗帜报》分道扬镳后，似乎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双重态度：在涉及国内事务时，他超脱于新闻报道之外；而在涉及世界以及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时，他却渴望参与其中，毫不掩饰地运用华丽的辞藻。他很快就面临了一个选择：是否要继续以波兰历史经验来‘衡量20世纪’（尽管在波兰，历史似乎已经停滞）还是应该尝试前往那些变革最剧烈的地方，追随不断重新开启的‘解放世界的工作’？即使你并非卡普钦斯基的读者，你也应该马上猜到，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然而，我们很难记住他做出这一选择的所有原因，甚至很难猜测这些原因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读过《太阳的阴影》（“Heban”）和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之后，我们难以猜测，卡普钦斯基最核心的动机，是渴望能够保持并拓展积极参与世界变革的态度。这对于理解这位作者曲折的人生轨迹和他的创作历程（包括他后来漫长的告别青年时期革命理想和幻想）是至关重要的。与绝大多数同辈作家不同，卡普钦斯基真正渴望成为世界加速变革的见证者，有时甚至是参与者，也就是所谓的革命者。”（贝娅塔·诺瓦茨卡（Beata Nowacka）、齐格蒙特·齐亚泰克（Zygmunt Ziątek）， “Ryszard Kapuściński: Biography of a Writer”，暂译：《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一位作家的传记》）

失去在《青年旗帜报》杂志的工作之后，卡普钦斯基加入了波兰通讯社（PAP），之后又受聘于《政治》（“Polityka”）期刊。作为该杂志的记者，他花了四年时间走遍波兰各地，撰写报道，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汇集成他的处女作“Busz po polsku”（暂译：《波兰丛林》，1962年）。该文集的副标题——“冒险故事”（Historie przygodne）——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些文章的性质：这些故事讲述的是在远离喧嚣的偏僻地方，偶然遇到的人物和地方。记者对奇遇的开放态度和对意外机缘的把握，在中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卡普钦斯基著名的报道文章，“Sztywny”（暂译：《僵硬》）。卡普钦斯基原本计划撰写一篇关于矿井的报道，但却加入了由五名矿工组成的小队伍，运送一位因公遇难同事的灵柩前往马祖里地区。在距离目的地村庄15公里处，他们乘坐的卡车抛锚了，于是他们决定徒步抬棺。途中，因搬运重物而筋疲力尽他们在一片林间空地停了下来，生起一堆火，把自己所运的“棺木”藏在灌木丛中。不料，一群姑娘突然出现。小伙子们对棺材只字未提，但它的存在使他们无法无忧无虑地享受与女性相处的时光，让他们在感官上的愉悦与死亡的阴影之间摇摆不定。这篇报道在波兰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共鸣，并对报道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用国内题材磨练了自己报道技巧后，卡普钦斯基周游世界，报道了美洲、亚洲，尤其是非洲数十场战争、政变和革命。他亲眼见证了非洲人民摆脱殖民统治的解放历程。他撰写了多部关于非洲的著作，其中包括《太阳的阴影》。只要能探寻故事的真相，卡普钦斯基就从不畏惧危险，他勇敢地面对疟疾、内战，甚至与残暴的独裁者面对面。他的作品深入探究内战和政治冲突的根源，挖掘几个世纪以来的冲突、动荡乃至宗教仪式，力求呈现真实、翔实且触动人心的叙事。

在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赢得声誉后，卡普钦斯基在20世纪70年代为读者奉献了一系列文笔精湛的文学作品。其中，他的叙事技巧、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丰富的文风和隐喻，以及所利用的独特意象都成为解读我们周围世界（尤其是那些最陌生的文化和地域）的手段。卡普钦斯基最著名的作品——《皇帝》（“Cesarz”）正是这样一部报道小说。这部作品讲述着海尔·塞拉西在埃塞俄比亚所建立的过时政权的衰落。这本书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另一部，“Szachinszach”（暂译：《沙阿之王》）讲述着伊朗末代沙阿的故事。《帝国: 俄罗斯五十年》（“Imperium”）则讲述着苏联解体前的岁月。后面的两本也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卡普钦斯基不仅对异域风情和异域人民着迷，也对书籍情有独钟：他首先通过文学之门了解外国，每次出行前都会花费数月时间阅读。他善于倾听所遇之人，也能够“解读”所见场景中蕴含的深意：欧洲人撤离安哥拉的方式、坦噶尼喀议会中关于赡养费的讨论、新俄罗斯壁画的修复——他将每一个片段都转化为历史变迁的隐喻。这种将个人经历提炼成综合思考的能力，使卡普钦斯基成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他的“Lapidarium”系列（暂译：《石刻集》）著作则生动地记录了一位记者如何将观察，转化为对世界和人性的哲学思考。

“在帝国各地旅行期间，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即使在那些被遗弃的和破败不堪的小镇里，即使在那些书架几乎空空如也的书店里都能买到这个国家的大地图，在这样的地图上，世界其他部分几乎都处于次要部位、边缘部位，处于阴暗处。对俄罗斯人来说，这种地图是一种视觉上的补偿，是情感升华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无法掩饰的骄傲自豪。当然，这张地图也可以为一切不足、错误、贫穷和停滞给出一些解释和一些借口。于是那些反对改革的人说，这个国家太大了，改革起来太难了！国家太大了，清理起来难上加难！从布雷斯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所有领导都摊开双手这样说。国家太大了，要把货物运到所有的地方也是困难的！——空荡荡的商店里的女售货员也如此抱怨。”——卡普钦斯基，《帝国: 俄罗斯五十年》【译者：乌兰】

在“Wojna futbolowa”（暂译：《足球战争》）中，他游历世界各地，从拉丁美洲到非洲，探寻那些深陷无休止内战泥潭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太阳的阴影》则完全聚焦于非洲。书中，这位勇敢的作家搭乘商队深入非洲腹地，尽可能近距离地接触当地人民和战火，以求真正理解这一切，却也为此付出了贫困和疾病的代价（一场几乎致命的疟疾让他卧床不起，在死亡边缘徘徊了数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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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沙德·卡普钦斯基，1976年。图源：Krzysztof Gierałtowski/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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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钦斯基不仅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和记者，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摄影师，用照片记录自己的经历。2008年，波兰Znak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摄影集——“Ze Świata / From the World”（暂译：《来自世界》）。这本摄影集收录了他游历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时拍摄的数百张引人注目的照片，甚至还以全新的视角展现了卡普钦斯基的祖国波兰。2010年12月，波兰杂恒塔国家美术馆（Zachęta）举办了卡普钦斯基1989年至1991年间在苏联拍摄的照片展。这些照片是在他去世后从其档案中搜集而来，拍摄于他为《帝国: 俄罗斯五十年》一书进行调研期间。此照片的排列方式表明，他生前曾计划将它们出版发行。这50张黑白照片定格了真实生活中再无法重现的瞬间。这一份相当独特、充满情感的摄影报道作品，展现了作家兼记者，以普遍的视角、好奇的眼光所见的人物、地点和事件。

《纽约时报》书评人，汤姆·比塞尔（Tom Bissel）在名为“On the Road with History's Father”（暂译：《与历史之父同行》）一书中写道，卡普钦斯基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艰巨任务：试图用书籍来吸收、理解和解释整个非洲——而这片大陆的多元性是书籍永远无法穷尽的。

“卡普钦斯基的非洲游记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名声。正如他的同胞，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原名Józef Teodor Konrad Korzeniowski)一样，卡普钦斯基已深深地烙印在非洲文学的殿堂之中（人们常常将他与康拉德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然而，在卡普钦斯基去世后，一位年轻的肯尼亚作家，比尼亚万加·瓦伊纳伊纳却抨击了“种族主义作家卡普钦斯基”，以及出自这位作家之手关于非洲的一些‘经典名言’，如：‘在非洲，抽象的邪恶——邪恶本身——并不存在’。如今，我们很难责怪那些因卡普钦斯基关于非洲的轻率言论感到愤怒的人。他那些冒险的概括可能表明他对非洲文化多样化缺乏认识。但考虑到他试图深入理解非洲文化，并将一生投入其中以及他在那里度过的漫长岁月，这似乎只是微不足道的瑕疵。”（《纽约时报》，2007年6月10日）

卡普钦斯基以其精湛的笔触捕捉到了人们为争取自身权利挺身而出的那一刻的诗意，展现了社会灵魂中最终引发革命的火焰。战争的残酷、童兵的绝望暴力、和平的遥不可及——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种种恐怖所提出的疑问，而卡普钦斯基毕生致力于探寻答案，并且比他所在领域的大多数其他专家更接近它。

尽管某些专家或读者可能对卡普钦斯基多年旅行中所作陈述的准确性有所怀疑，但比塞尔的文章最终以对他的技艺和奉献精神的深切赞扬作结：

“卡普钦斯基的观察力即便并非总是完美无缺，但比几乎任何别的作家都更广，也更清晰。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将难以言喻的事物描写得如此优美——很少有人拥有他的勇气，几乎没有人拥有他的才华。他的作品改变了我们许多人对非虚构作品的看法，也激发了我们想要亲自旅行、亲眼见证的渴望。”

卡普钦斯基因其在新闻报道和文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荣获了世界各地众多享有盛誉的奖项。此外，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国际奖也是以他名字而命名的。该奖项每年颁发给上一年度出版的最佳波兰语文学报道作品，第一届比赛于 2010 年举行。（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Ryszard Kapuściński International Award）。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于2007年1月23日在华沙去世。

翻译成中文的作品：
太阳的阴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译者：毛蕊，2025年
十一个时区之旅 : 帝国五十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译者：刘伟，2025年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云南人民出版社，译者；马睿，2025年
帝国 : 俄罗斯五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译者：乌兰，2018年
皇帝 : 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新星出版社，译者：乌兰，2011年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允晨文化，译者：黃建功，2009年

来源：www.polska2000.pl。

作者：克里斯蒂娜·东布罗夫斯卡（Krystyna Dąbrowska），2009年4月
译者：司徒静（Magdalena Stoszek-Deng），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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