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靈魂之戰
莫斯科當局表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實際上是同一個民族。基輔卻回答說,他們甚至都不是同一個文明。
在塞繆爾·亨廷頓1996年出版的著名著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他提出如下的觀點:共產主義垮台後,世界將發生新的衝突,其來源不再像冷戰時代那樣是不同意識形態,而是不同的文明。這位美國政治學家還認為,文明混合的國家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他指的是由於兩種不同文明模式的存在而遭到內部撕裂的國家。在他看來,如此的國家不得不分裂或最終選擇其中一種文明。
在他的作品中,作者舉了兩個混合文明國家的例子。第一個是土耳其。當其政治、軍事和知識精英的特點為世俗化和西化的同時,而主要居住在鄉下的多數人口深信宗教並高度地遵守宗教規定。亨廷頓寫道,第一批人代表西方文明,第二批則代表伊斯蘭文明。在他看來,這種情況長期而來,是不可持續的。事實證明,這位科學家的預測是正確的:在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總統的領導下,土耳其放棄了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所創造的世俗國家模式,回歸了其穆斯林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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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繆爾·亨廷頓,圖源: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2.0
亨廷頓所提出的第二個例子,就是烏克蘭。他認為,烏克蘭很快將要面臨做出戰略性選擇,因為建立同時基於兩種不同文明模式的國家是不可能的。那時,政治評論員談到“兩個烏克蘭”:第一是西方化的,具有民族意識,反共;第二個則是東方化,俄羅斯化和蘇聯化的。然而,亨廷頓認為,在民族、語言和政治分歧的表面之下,存在著更深層次的文明分歧。據他介紹,烏克蘭在西方文明和東正教文明之間徘徊。然而,這到底是否是正確的劃分呢?
金帳汗國繼承人,即圖蘭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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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羅·安德魯西夫《羅斯受洗》,圖源: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3.0
比亨廷頓早一百年,波蘭歷史學家費利克斯·科尼奇尼(Feliks Koneczny)也將世界劃分為不同文明。當時,烏克蘭在歐洲地圖上不存在,其西部領土歸納奧匈帝國,東部領土則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這位學者認為,這兩國其中前者屬於拉丁文明,後者卻屬於圖蘭文明。在他看來,俄羅斯的“圖蘭本質”到底意味著什麼?
關鍵是,從1240年至1480年的240年裡,莫斯科羅斯一直在蒙古韃靼人的統治之下。這段時間,對其留下了永久的印記,它從金帳汗國那兒接管了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結構和機制,尤其是製度與統治概念和模式(不像拜占庭帝國的,更接近於亞洲總督轄地)。對權力、法律和財產的態度尤其具有特色。
在莫斯科所接管的蒙古模式中,統治者(可汗、沙皇、黨總書記或總統等)是國家的一切,包括每個國民的絕對主宰和擁護者。他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甚至可以說,構成法律的是他的個人意志。
這些文明性的原則深深植根在心中,甚至在日常言語中有所反映。俄語中沒有如:“我叫”、“我有”或“我必須”等這種表達方式,卻使用的是短語:меня зовут(字面意思為:“他們叫我”)у меня есть(字面意思為:“在我這裡有”)等。根據詞源學,個人並不是自己身份、財產和意志的主體——這一切是從上級給予的。另一個特點是俄語中沒有“隱私”這麼一詞——當某個現像不存在時,為其起名極難。
羅斯領土的統一,即基輔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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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揚·馬泰伊科《盧布林聯合》,1869年,圖源:Wikimedia Commons
這種被科尼奇尼稱為“圖蘭”的亞洲文明模式被莫斯科大公國接管。隨著時間的推移,莫斯科大公國開始征服當時被稱為“羅斯”的其他土地。 “羅斯”是指以信仰東正教的東斯拉夫人為多數人口的領土。自從基督教剛來到此地的時候起,基輔羅斯一直以來是這些土地的關鍵中心。 988年,弗拉基米爾·斯維亞托斯拉維奇大公就在基輔受洗,換句話說:羅斯接受了基督教。
然而,11世紀發生了區域分裂,並出現了集中在各個城市周圍的許多小國家,如:諾夫哥羅德、羅斯托夫、蘇茲達爾、波洛茨克、切爾尼戈夫、加利奇、弗拉基米爾等。其中一些小國家有自己獨立的製度原則,例如,諾夫哥羅德是一個商業共和國。此外,其中的一些統治者計劃更接近拉丁世界並與天主教徒締結教會聯盟(如被教宗意諾增爵四世代表加冕的丹尼爾一世,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國王)。
當基輔都會區處於繁榮狀態的時候,如今是莫斯科的地方仍然是一片濕地,一片茂盛的森林。不幸的是,1240年蒙古人的入侵徹底摧毀了偉大的基輔羅斯。在這一擊之後,基輔王國再也沒恢復。 12世紀才成立的莫斯科羅斯利用此機會。成功地與金帳汗國溝通,承認其對自己的主權。
十四世紀,莫斯科成為東斯拉夫地區的主力軍。通過逐步的征服慢慢實現了自己的目標:收復所有羅斯土地。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它不僅強加了自己的統治,還有自己的專制制度。由於基輔是羅斯的發源地,因此在沒有這座城市的情況下,統一就不可能完成。儘管俄羅斯帝國的首都發生過變化(有時是莫斯科有時是聖彼得堡等),但精神中心只有一個,也就是基輔。它被稱為“所有羅斯城市之母”。
幾個世紀以來,基輔是莫斯科及其文明模式之外當地唯一的選擇。
東西之間,即四分五裂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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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大饑荒,哈爾科夫,1932年,圖源:Alexander Wienerberger / Wikimedia Commons
在一些學者看來,烏克蘭歷史沒有連續性,像包含來自不同時期多層文本的重寫本一樣。其中,最傑出的記錄包括基輔羅斯、哥薩克酋長國和20世紀的烏克蘭。這些實體都與莫斯科競爭,它們每一個都代表著不同的文明理想:參考拜占庭文化、哥薩克自由、直接民主、市政自治或代議制。
立陶宛和波蘭也被拉入了這場競爭並與莫斯科發生激烈衝突。正如波蘭歷史學家安傑伊·諾瓦克(Andrzej Nowak)教授所說:
“卡齊米日三世繼承了今天烏克蘭西部的領土,這一點導致波蘭的邊界向東轉移。然而,更重要的是波蘭立陶宛聯盟對烏克蘭所造成的影響。立陶宛統治下集中了羅斯西部的大部分土地(如今幾乎是整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由於波蘭立陶宛聯邦,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這些土地受到來自西方的強大影響,也受到波蘭政治和公民自由主義文化的特殊影響。當然,烏克蘭以自己的方式來發展這些特點。值得關注的是,哥薩克的自由不同於波蘭立陶宛聯邦貴族的自由。但將自由視為塑造哥薩克共同體身份最重要特徵也非常重要。”
十九世紀,當現代的國家理念正在歐洲形成時,烏克蘭的土地被兩個大國瓜分:西部的沃爾希尼亞、波多利亞和加利西亞以及其最大的城市——利沃夫被奧地利佔領。奧地利也統治喀爾巴阡魯塞尼亞和布科維納。在那裡,主要宗教是希臘禮天主教,教會直屬羅馬教廷。居住東部的烏克蘭人卻生活在沙皇專制制度之下,佔有主導地位的是俄羅斯的主要宗教:東正教。從而,西方和圖蘭(以科尼奇尼所使用的詞彙),兩種文明的影響從兩個方向滲透烏克蘭。
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有在這方面帶來任何重大變化。奧匈帝國淪陷後,如今是烏克蘭西部的土地成為波蘭共和國的一部分,繼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烏克蘭東部則遭到更嚴重的極權統治命運:俄羅斯統治的下一部分結果是共產主義。該制度為烏克蘭帶來不少災難:以大規模屠殺知識分子或蘇聯當局於1932-1933年人為造成的大饑荒的形式對烏克蘭人民犯下種族滅絕罪。光大饑荒的發生導致了三百多萬到一千萬人的死亡。蘇聯當局的目標不僅是無條件地征服這些土地,而且是創造一種新人,所謂“蘇維埃人”(homo sovieticus)。或者,更確切地說,目標是創造出剝奪其當前的文明、文化和宗教身份,全新的一個民族。
烏克蘭人選擇自由,即專制制度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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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革命,2004年11月29日,圖源:Maciej Jeziorek / Forum
二戰後,當所有烏克蘭土地都併入蘇聯時,許多專家表示,烏克蘭人的俄羅斯化和蘇維埃化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將被極權國家的勢力碾壓,與自己的壓迫者變得一模一樣。官方的解釋是,烏克蘭民族是不存在的,實際上只不過是偉大的俄羅斯元素的一小部分。烏克蘭人被描述為小羅斯人,即具有一定地方特色、自己的方言和獨特民間文化的俄羅斯人。
這一切導致了烏克蘭人產生自卑感,俄羅斯人卻感到相比他們更優越。蘇聯時期,使用烏克蘭語就被視為落後、沒文化和教養、缺乏禮貌、教育程度低的體現,用俄語卻代表高貴,證明說話的人屬於更開明的社會階層。
在這樣的政治和文化壓力下,烏克蘭民族似乎不得不融入俄羅斯元素。然而,烏克蘭身份表現出比許多政治家和政治科學家所預期的強得多的韌性和活力。
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宣布獨立。政治評論家隨後寫道,烏克蘭分為兩部分:極小的西部(只有6個州和17%的整體人口)和包括剩下面積和人口,龐大的東部人口(這兩個地區之間的邊界與1939年的蘇聯邊界重合)。
2005年,維克托·亞努科維奇執政黨操縱總統選舉引發了一系列抗議,即所謂的橙色革命。事後,評論家仍然談到“兩個烏克蘭”,但其大小和形狀卻是變了,之間的界線也不同:更偏向東,大致沿著第聶伯河,在很大程度上與18世紀的波蘭—俄羅斯邊界重合。
2014年,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也稱廣場革命)時,烏克蘭人反對了亞努科維奇總統沒有簽署加入歐盟的協議。經歷了這一反抗運動之後,仍然可以遇到關於“兩個烏克蘭人”的文章,但這兩個地區之間的比例與1991年的恰巧是相反的:俄羅斯化的東部變成了主要限於頓巴斯的小塊兒,而全國其他地區,包括第聶伯羅、敖德薩、波爾塔瓦、扎波羅熱、赫爾松、哈爾科夫或切爾尼戈夫等城市站在西方文明的一邊。
有許多跡象表明,由於正在發生的烏克蘭戰爭,這一進程將要結束。所謂的“歐亞政治文化模式”及其相關政治體系在全國范圍內遭到大規模抵制,只有在俄羅斯坦克的支持下才能持續。塞繆爾·亨廷頓1996年的預言在我們眼前應驗了,烏克蘭人民選擇的是自由,而不是專制。
作者:格熱戈日·古爾尼(Grzegorz Górny),2022年3月3日
譯者:司徒靜(Magdalena Stoszek-Deng),202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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