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最有影響力導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奇聞異事
從童年時夢想成為燒火工人,到遇到其未來妻子的場景以及對火車站的痴迷:這里為你介紹波蘭導演大師——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鮮為人知的故事。
居無定所的兒童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童年時期一直是提著衣箱過日子。他的家庭不斷地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當導演的父親患有肺結核,因此全家不得不繼續搬到能夠緩解父親病症的地方,例如具有療養院,氣候條件較好,沒有繁忙工業的城鎮等。波蘭療養勝地——索科沃夫斯科(Sokołowsko)是他們曾經停留過的一個地方。如今,這個被譽為“西里西亞達沃斯”的蘇台德山脈小鎮通過舉辦Hommage á Kieślowski電影節,來紀念這位著名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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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燒火工人到消防員
“說實話,我從來沒想過要上學”——他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說》(又名:《基耶斯洛夫斯基談基耶斯洛夫斯基》、《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訪談》、《奇士勞斯基如是說》,“Krzysztof Kieślowski: I'm So-So”)紀錄片中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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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想當燒火工人。我們居住的房屋都有中央供暖系統,有專門的人負責燒爐子。我的一個朋友斯科沃倫(Skowron)就是燒火工人,我認為這是最佳的職業。我的父母沒有認可我的這個志向,所以他們盡量想讓我上學,上任何一種學校。父親把我送到了消防員學校,這真是明智之舉……因為在那兒我發現了,我真的一點也不想當消防員。可能如果父親讓我學習處理火爐,我很快就會意識到我也不想當燒火工人。”
從劇院技術人員到戲劇導演
他既沒有成為消防員也沒有當上燒火工人,父母把他送到華沙念一所技工學校,也就是培養未來劇院技術人員的一所學校。他的一個叔叔是學校副主任,能幫助安排,不久後,不僅年輕的克日什托夫,還有他妹妹也入讀同一所學校。基耶斯洛夫斯基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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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很棒。在那兒我才明白,生活不僅僅是產生可供使用的物品……還存在另一種生活領域,能提供不同體驗。高調地說,是心靈和精神的動力。”
他想在劇院里工作,但他不願意當畫工或更衣室服務員。他想要當導演。但想要入讀戲劇學校,先需要獲得大學文憑。
電影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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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右邊第二)在學生時期在艾娃·佩特爾斯卡與切斯瓦夫·佩特爾斯基的“Don Gabriel”電影中演的情節,圖片:國家電影資料館圖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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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既然都需要上大學,為什麼一定要學習像歷史、波蘭語或社會學那些專業呢?假如可以直接學習戲劇方向,豈不是少走了彎路。我以為,我只要畢業於電影導演方向,那麼在某種程度上我應該會對戲劇導演方向有所了解……這本來應該是一個階段,而不是目標。”
然而,他沒考上大學。經歷了兩次落榜才終於通過了入學考試。回憶此事時,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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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執著……如果這些混蛋不要我,我偏偏要考上給他們看。”
第三次嘗試時終於表現不錯,他在離開考場後,在大樓前的草坪上翻了個筋斗,並將眼鏡扔地上用鞋砸爛。
女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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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藍白紅三部曲之藍》的劇照,圖片中的是朱麗葉·比諾什(Juliette Binoche),圖片:MK2 / CED / FRANCE 3 / East News
他很受女孩歡迎,十幾歲的時候,他換女朋友如換衣服,導致他的高中同學羨慕不已。然而,上大學時,一切都變了。有一天,他和他的朋友參加了雙約會。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來要見的是他已經喜歡的女孩,而這女孩要帶一個閨蜜過來讓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朋友認識。結果,基耶斯洛夫斯基就看中這位名叫瑪麗亞·考蒂洛(Maria Cautillo)的姑娘並在兩週後向她求婚。瑪麗亞·基耶斯洛夫斯卡(Maria Kieślowska)與他一直相伴一生。
當談到吸引女性關注時,值得一提的是在《愛情短片》(又名:《情路長短調》、《關於愛情的短片》、《情誡》,“Krótki film o miłości”)和《藍白紅三部曲之白》(又名:《白》、《白色情迷》、《三色之白色篇》、《三色:白》、《白色》,“Trois couleurs: Blanc”)的成功之後,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演員都非常渴望能出演他的電影。凱瑟琳·德納芙(Catherine Deneuve)甚至願意放棄報酬,只要能演《藍白紅三部曲之藍》(又名:《藍》、《藍色情挑》、《三色之藍色篇》、《三色:藍》、《藍色》,“Trois couleurs: Bleu”)即可。迷戀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的好萊塢大明星其中也包括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
扮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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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由雅努什·莫根施特恩(Janusz Morgenstern)導演的《大於生命的賭注》(“Stawka większa niż życie”)電視劇中扮演起義者角色,圖片:國家電影資料館圖片資料庫
入讀羅茲電影學院(Państwowa Wyższa Szkoła Filmowa, Telewizyjna i Teatralna im. Leona Schillera)時,他不僅協助其他導演的工作,也創作了自己的最初的短篇作品。他還時不時地在不同電影裡扮演角色。在名為《願望音樂會》(“Koncert życzeń“)的作品中,他扮演了放牧牛騎脚踏車的人,而在艾娃·佩特爾斯卡(Ewa Petelska)與切斯瓦夫·佩特爾斯基(Czesław Petelski)的“Don Gabriel”(暫譯:《唐·加布里埃爾》)電影中則扮演了一名士兵。他的演藝生涯以由馬雷克·皮沃夫斯基(Marek Piwowski)導演的《犯規》(“Przepraszam, czy tu biją?”)中的一幕而結束。
一滴水中的世界
在羅茲電影學院學習時,他崇拜三位大師:布列松,伯格曼和卡拉巴什。其中後者,作為電影學院的講師、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和教師卡齊米日·卡拉巴什(Kazimierz Karabasz)對他而言是最親近的。也就是他教導基耶斯洛夫斯基,想拍攝電影使則必須有屬於自己的能夠談論的世界。在克日什托夫·維日比茨基(Krzysztof Wierzbicki)紀錄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回憶這段時間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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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的世界非常令人難過。它甚至不是黑白的,只是一片黑。或許是一片灰。這點與電影學校所在的地方,羅茲市有關。這座城市特別上鏡,同時也很骯髒,充滿疤痕——整個城市都是這個樣子,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整個世界就這樣。人的面孔看起來與牆壁沒有任何不同,同樣是疲勞、悲傷,眼神帶有一種戲劇性,感受到荒謬,感覺到遲滯,感覺到毫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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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紀錄片中,他揭示了共產主義的微觀世界,展示了普通百姓和他們的平凡生活。每一部作品都是水滴中的一個世界。 《小學》(“Szkoła podstawowa”)、《醫院》(“Szpital”)、《工廠》(“Fabryka”)、《辦公室》(“Urząd”)——導演成功地拼接這些微小的現實板塊兒以展現出波蘭人民共和國的真實模樣。
“給領導們的信函”
畢業於羅茲電影學院之後,基耶斯洛夫斯基開始在華沙Chełmska街的紀錄片和故事片製作公司(Wytwórnia Filmów Dokumentalnych i Fabularnych)工作。他的任務是編輯所謂的“電影編年史”。在這裡,他遇到了一位年輕的電影攝影師,雅采克·佩特雷茨基(Jacek Petrycki)。後來,他們倆密切合作並成為密友。即使基耶斯洛夫斯基從未直接參與政治,但通過展示現實情況,他揭示了共產主義制度當局的謊言。 “這是‘向領導們的信函’”,導演托馬什·齊格杜沃(Tomasz Zygadło)在談到他的電影時說道。基耶斯洛夫斯基不斷在允許的內容和被審查的內容之間走鋼絲。多年後,他解釋說:“如果我們害怕陷入不利境地,那麼我們將一直都處於不利境地。”
“你把這個人介紹成十足的傻瓜”——終止拍攝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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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守夜人的觀點》的劇照,圖片:WFDiF
描繪極權主義的《守夜人的觀點》(“Z punktu widzenia nocnego portiera”)紀錄片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導演生涯的一個突破性作品。通過一個門衛迷戀自己“權利”的故事,實際上是針對貪污制度的一種公開譴責。基耶斯洛夫斯基與男主角成為朋友,多年後還讓他演一些小角色。
該紀錄片在克拉科夫電影節放映後,著名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和基耶斯洛夫斯基評論說:“你把這個人介紹成十足的傻瓜!”。看著主人公的舉止,公眾時不時地大笑起來,而基耶斯洛夫斯基越來越無地自容,這部作品原本不是喜劇片! “我認為是那時候開始的。他不再想拍攝紀錄片” ——著名演員耶日·斯圖爾(Jerzy Stuhr)評論道。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如此評價終止拍攝紀錄片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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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十年紀錄片,我很喜歡這種類型。很遺憾,也很抱歉的是我放棄了它。我感覺自己像一個人逃離了沉沒的船,而沒有去營救這條船或者跟它一起沉沒人。紀錄片這個類型也沒落了,因缺乏官方的興趣而徹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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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零活的熱愛
基耶斯洛夫斯基喜歡機械,熱愛自己動手做東西。他的同學回憶說,他只要不是忙於與“女朋友們”打交道,每當閒暇時,他都會流連於商店尋找螺絲、摩托車軸承或別的工具。 “由於他的這個愛好,他的每個朋友都知道華沙的所有汽車配件商店。”——雅努什·思卡爾斯基(Janusz Skalski),他的老朋友回憶說道。
他的另一個朋友和合作者克日什托夫·皮耶謝維奇(Krzysztof Piesiewicz),在回憶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才華時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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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如何拆解手錶並將其重新組裝,如何拆開摩托車並將其重新組裝,如何拆開引擎並將其重新組裝。當我家裡有任何要做的裝修或修理,他都會帶著工具箱來並調整所有需要調整的螺釘、螺栓、枝形吊燈等或者拆開門上的鎖。”
他能夠到家裡幫忙做一些零活讓他的朋友們很開心。攝影師斯拉沃米爾·埃迪扎克(Sławomir Idziak)甚至開玩笑說,很多人會利用基耶斯洛夫斯基愛修理東西這一愛好:“他們會在他面前開始在車子裡搗鼓。他們知道,不一會兒他會讓他們讓開,然後自己修理。 ”他的另一個愛好是木工。在克日什托夫·維日比茨基紀錄片他自己承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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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從事木工的工作。不幸的是,我缺乏這方面的才能。我大約已經用木頭製做了一百多種簡單的實用的東西。這些東西都需要採用直角。但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做好一個完美的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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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出現在他後期的大多數電影中。主角經常在站台上告別或迎接,這是決定他們命運的地方,伴隨著火車出發的汽笛聲,對有些人意味著未來,有些人則意味著脫離過往的自由。作為年輕人,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在波蘭四處旅行,並評了最佳的火車站快餐店。他最了解哪裡可以品嚐到最好的炸肉排,哪家餐館提供最美味的肉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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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機遇之歌》拍攝現場,與博古斯瓦夫·林達和塔德烏什·洛姆尼茨基(Tadeusz Łomnicki),圖片:Romuald Pieńkowski / 國家電影資料館圖片資料庫
但是到了某個時期,火車站成了他的詛咒。在《向……的100問》(“100 pytań do”)電視節目中,他曾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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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乘火車旅行,……但是我非常不喜歡在火車站拍攝,而且我也不喜歡拍攝涉及到動物和兒童的鏡頭。但最近,只要是跟皮耶謝維奇合作,就一定會有火車站,還有火車,會有兒童和動物。”
由制度取悅的
當他拍攝《工人’71》(“Robotnicy '71: nic o nas bez nas”),關於工人階級的一種悲哀的集體肖像時,共產黨的檢查員們認為該作品不適合向廣大公眾展示。但他們同時發現,基耶斯洛夫斯基可能將對政治主題感興趣,因此讓他參加一個教育研討會。他們希望能把他培養成一個共產主義的崇拜者,但這是根本不會發生的。
《履歷》(“Życiorys”)是應黨的要求而製作的一部電影。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的評論家——塔德烏什·索博列夫斯基(Tadeusz Sobolewski)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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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同時也是針對黨的控告。基耶斯洛夫斯基與共產黨領導人攜手共同製作了這部影片,並且後者一心想要在宣傳運動中使用這部完成的作品,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顯然並不適合。因為基耶斯洛夫斯基一直根據自己的想法做事,既沒有將自己的獨立創作權利移交到他們的手中,也沒有被當時越來越有影響力的狂熱的反對派所吸引。”
“黨的頌歌者”
當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時,電影界的人對他終生的成就贊不絕口。但是他的處境並不總是被人如此讚許。阿格涅絲卡·霍蘭透露,他的朋友們諷刺他為“共產黨頌歌者”。令他們不滿的是,他通過拒絕簽署抗議書與製度當局“合作”。除此之外,他們介意他沒有製作有關團結工會的電影,卻專門拍攝那些只希望過得穩定,有房有家,有足夠生活來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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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與耶日·諾瓦克(Jerzy Nowak)在《影迷》(又名:《電影狂》)拍攝現場,圖片:國家電影資料館圖片資料庫
在他們期待著黑白分明,有對比性的敘事時,他卻看到模棱兩可的意思。在《影迷》(又名:《電影狂》,“Amator”)作品的一幕中,他似乎表現出了與共產黨一致,從而引起了電影界的嚴厲批評。當由亞歷山大·巴爾迪尼(Aleksander Bardini)在《無休無止》(又名:《永無休止》、《不絕之路》、《永無止境》,“Bez końca”)中扮演的一名律師說服反對派成員放棄對政權的空襲然後使其自由時,基耶斯洛夫斯基遭到了來自各方的攻擊,其中包括反對派、電影界、教會甚至共產黨本身,因為他們並不滿意影片的整體要點。有一些朋友甚至不再向基耶斯洛夫斯基伸出援手。
逃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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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殺人短片》(又名:《殺人影片》、《殺誡》、《關於殺人的短片》、《教我如何去殺他,“Krótki film o zabijaniu”)拍攝現場,1987年,圖片:國家電影資料館 / www.fototeka.fn.org.pl
基耶斯洛夫斯基最感興趣的並不是權力遊戲,而是普通百姓的肖像。他放棄對他們對錯的絕對判斷,作為導演試圖採用《十誡》(“Dekalog”)中天使的態度並一個做充滿同情心和理解力的觀察者。但是實際上逃避政治是不現實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談論此事,始終避免容易達成的評估和革命性的熱烈。當他開始從事與《十誡》有關的工作時,他甚至找不到一名攝影師,因為每個人都聲稱,1981年12月13日戒嚴令實施之後,人們將只製作有關團結工會、共產主義和地下報紙的電影。
然而,政治事件確實對他的電影有所影響。 《機遇之歌》和《短暫的工作天》(“Krótki dzień pracy”)是他對團結工會現象的反應,而《無休無止》——對實施戒嚴令的回應。由耶日·拉齊維沃維奇(Jerzy Radziwiłowicz)在《無休無止》中扮演的男主角之死是某種概念的象徵性終結。拉齊維沃維奇曾在安傑伊·瓦依達(Andrzej Wajda)的《大理石人》(“Człowiek z marmuru”)中扮演了令人難忘的角色,使其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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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左邊第三)在克里姆林宮與朋友們敬酒,以慶祝《影迷》的成功,1979年,莫斯科,圖片:Jerzy Kośnik / Forum
解除戒嚴令後,基耶斯洛夫斯基聲明他不再對電影製作感興趣,並只會在一種條件之下才繼續拍攝:假設能將機槍放置於相機鏡頭中並用作戰鬥中的武器。同時,他繼續拒絕簽署抗議書。他曾經跟他學生安德烈亞斯·韋耶爾(Andreas Veiel)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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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很殘暴的。我現在唯一感興趣的是上廁所時帶上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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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日·斯圖爾基於基耶斯洛夫斯基劇本導演的《龐然大物》的一個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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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6歲時在街上看到一頭大象。我確定我看到了。後來他們向我解釋說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格武布奇採市哪兒會有一頭大象。”
被問他的電影中“神秘主義”根源時,基耶斯洛夫斯基就這樣講。他深信神秘。他所生活的有形世界並非世界的全部,除此之外肯定還存在別的——這點讓他感到憂慮苦惱。這種超自然感覺來源不是通過閱讀哲學家的作品或通過電影發現的,而是從小就陪伴他。從在波蘭小鎮廣場見過大象的那個小伙子開始。
劇本《龐然大物》(“Duże zwierzę”)的構想也源於那件事。該電影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後由耶日·斯圖爾拍攝了。
對電影海報藝術挑剔
基耶斯洛夫斯基精心挑選其電影海報的作者,並給予這些藝術家留下很大的自由。 1980年代末,他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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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負責製作電影海報,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對於我信任的這些人,他只要負責創作海報,我就決定買票。對於我不信任的那些,我不在乎他們喜歡什麼。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報的作者成為電影的共同創造者,並為該電影代言。”
“你製作海報,我製作電影。你不干涉我的拍電影,那我為什麼要插手你做海報呢? ”——他口口聲聲地反問安傑伊·潘哥夫斯基(Andrzej Pągowski),他的常規海報製作人,大部分電影海報的創作者。
在西方的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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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伊蓮娜·雅各布(Irene Jacob)和馬蘭·卡爾米茲(Marin Karmitz)在《藍白紅三部曲之紅》(又名:《紅》、《紅色情深》、《三色之紅色篇》、《三色:紅》、《紅色》,“Trois couleurs : Rouge”)的首映儀式上,1994年,戛納電影節,圖片:Jerzy Kośnik / Forum
隨著《十誡》的成功,基耶斯洛夫斯基經常應邀參加大型電影節活動,但他從未對西方情有獨鍾。
他曾經說過:“我在國外時,無論是哪個國家,我總感覺自己像個陌生人,而且我總是感到難過。老實說,我一直想能盡快回家。”好萊塢從來沒有吸引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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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有些東西就不適合我。例如,閒談時需要心情好,絕對好,相當好。我碰到我的美國代理時問他:‘你好嗎? ’,他總是說:‘非常好’。不再是‘好’或‘比較好’,必須是‘非常好’。我呢,無法說自己非常好,我甚至都不算‘很好’。最多可以說是‘馬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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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很好的性格特徵,就是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總是想像最壞的情況。對我而言,未來是一片漆黑。如果有人問我是否有什麼可怕的,那就是未來。”
是上帝醒來的時候了
基耶斯洛夫斯基很少談到自己的宗教信仰。當評論家克日什托夫·科沃珀拖夫斯基(Krzysztof Kłopotowski)在一篇天主教雜誌發布的《無休無止》首映後的影評中寫道基耶斯洛夫斯基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並警告公眾不要被他所謂的形而上學所欺騙,他似乎受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極大的冒犯。多年後,基耶斯洛夫斯基把這件事當成了一個玩笑,但這一輩子他都覺得自己不完全屬於任何教會團體和教條,對於末世論問題的回答,他從未得到真正令他滿意的答案。
1990年代中期接受法國電視台的採訪時,他被問到:“作為《十誡》的創造者,如果您去世並去了天堂,您認為上帝會怎麼說呢?”。
他反駁說:“如果我去天堂,恐怕就不得不先將他叫醒。因為如果他真的那裡,那他絕對處於酣睡狀態。我會告訴他:快醒醒吧,看看發生了什麼! ”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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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Autobiografia”(暫譯:《自傳》),達努塔·斯托克(Datuna Stok)編輯, 克拉科夫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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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瓦夫·扎維希林斯基(Stanisław Zawiśliński)編輯, “O Krzysztofie Kieślowskim: refleksje, wspomnienia, opinie”(暫譯:《關於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反思、回憶、見解》),華沙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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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瓦夫·扎維希林斯基(Stanisław Zawiśliński), “Kieślowski: ważne, żeby iść”(暫譯:《基耶斯洛夫斯基:重要的是繼續走》),華沙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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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科瓦伊·亞茲頓(Mikołaj Jazdon), “Dokumenty Kieślowskiego”(暫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文件》), 波茲南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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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說》(“Krzysztof Kieślowski: I'm So-So”),克日什托夫·維日比茨基(Krzysztof Wierzbicki)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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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alive. Film o Krzysztofie Kieślowskim”(暫譯:《還活著—— 關於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瑪麗亞·茲瑪志-科查諾維奇(Maria Zmarz-Koczanowicz)導演
作者:巴爾托什·斯塔什持辛(Bartosz Staszczyszyn),2014年1月2日
譯者:司徒靜(Magdalena Stoszek-Deng),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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