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先知作家”是谁?如今,为什么仍然很重要?
民族诗人很多国家都有,而“先知作家”这个说法则仅出现在波兰。他们分别是亚当·密茨凯维奇、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和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这三位文学巨匠体现了民族诗人的先知作用:反思民族的过去,在国家处于政治危机时推动民族文化,为后辈塑造思想。
在波兰语中,“wieszcz”一词通常意为“先知诗人”,而“narodowy”则意为“民族的”。正是先知这一身份使先知作家与众不同——他们既是诗人,也是民族的预言家,还是以文字占卜的巫师。虽然“先知作家”一词在浪漫主义时期之前就已存在于波兰语中,但直到后来它才与三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联系在一起。这三位诗人的人生和著作被视为波兰民族的宝库。离开当时已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的波兰后,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又译:斯沃伐茨基,Juliusz Słowacki)和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Zygmunt Krasiński)在国外笔耕不辍,将对祖国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寄托于文字之间。虽然人们经常把他们与歌德、普希金或拜伦等其他民族诗人相提并论,但民族守护者和向导这一角色又使他们有所不同。
对不熟悉波兰历史的人而言,这样评价三位诗人或许有点夸张。也许会有人疑惑,对波兰来说,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为什么是作家而不是政治家?这就不得不提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了。1795年,遭受三次瓜分后,波兰从欧洲版图上消失,此后,为恢复独立而举行的一系列起义也均以失败告终。波兰缺乏能够将人民凝聚起来的政治力量和组织,这样一来,先知作家们便成为这一危难时期的精神领袖。亚当·密茨凯维奇、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和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将欧洲浪漫主义特征——情感和个人主义,用来为国家事业服务,其生活和工作都充满了个人牺牲以及对历史的关注。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站在争取自由奋斗的前线,他们留下的文字却激励了后世争取独立,为这个无国籍的民族提供了精神指引。
当然,没有哪个诗人能随随便便就下决心要给国家当一辈子代言人。Wieszcze 需要这样一群读者,好从他们的话中汲取智慧和灵感。当密茨凯维奇于1820年代出版其首批诗集时,波兰已经准备好,需要他这样的人物——很快,评论家称赞他为民族诗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的作品广泛传播,并开始出现在课本上,更多老百姓开始与文学评论家一道将三人视为 wieszcze narodowi。国内外的波兰人都渴望国家英雄的帮助,而 wieszcze(每一位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出了波兰民族和文化继续存在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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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杰伊·瓦伊达执导的《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场景。格拉日娜·沙波沃夫斯卡(Grażyna Szapołowska)和米哈乌·热布洛夫斯基(Michał Żebrowski),图源:Mirek Noworyta / Agencja SE / East News
尽管 wieszcze 的权力植根于19世纪的政治动荡,随着波兰重新获得独立,其影响并没有结束。相反,他们依然是国家重要人物,在国家冲突期和庆祝期,都常被引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领导人,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在其办公桌上放了斯沃瓦茨基的一份著作,并督办了把这位诗人骨灰安葬在瓦维尔城堡的典礼。1944年反对纳粹占领的华沙起义者向密茨凯维奇寻求灵感。波兰当局于1968年取消密茨凯维奇《先人祭》的演出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使得抵抗运动愈演愈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其就职说教中引用了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这位诗人的作品在团结工会运动推动自由的过程中得到了共鸣。
那么,作品影响了几代波兰人的这三位诗人先知,到底是谁?
亚当·密茨凯维奇
在三位 wieszcze 中,最重要的是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年至1855年)。学者玛丽亚·贾尼恩(Maria Janion)称他为“波兰第一人”。人们通常认为,密茨凯维奇于1822年出版的《歌谣和传奇》(“Ballady i romanse”)为波兰浪漫主义奠定了基调。该册《浪漫情怀》(又译:《浪漫性》,“Romantyczność”)一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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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信仰更让我信服,
胜过智者的眼睛和眼镜。”
密茨凯维奇坚称人们应当坚守这一超越知识之外的信念。优先看重人民信仰,应当用于为国家事业服务——为尽管政治上不存在,但“人们仍然虔诚地信仰”的波兰服务。
密茨凯维奇出生在立陶宛诺伏格罗德克,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祖国度过的。以一个秘密爱国组织成员的身份被捕之后,他于1824年被派往俄罗斯。1829年离开俄罗斯后,他穿越欧洲,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短暂停留,最终在巴黎定居。尽管远离波兰,祖国仍然是他作品的核心。他1828年写的历史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Konrad Wallenrod”)以14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与条顿骑士团之间冲突为背景。骑士团大师,华伦洛德发现自己立陶宛血统后,因爱国情怀导致骑士团失败。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Dziady”)(1822年至1860年之间出版)分为多部,体量庞大,将斯拉夫民间传说和浪漫主义哲学融合在一部伟大的浪漫主义诗剧中。这部作品著名的“伟大即兴独白”表达了密茨凯维奇对浪漫主义诗人先知和国家必将复兴的远景。1834年《塔杜施先生》出版,密茨凯维奇献给波兰一部民族史诗。作品中,他以诗歌再现了立陶宛贵族已不复存在的世界。评论这部作品,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曾经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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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拥有像《塔杜施先生》这样的史诗。这部作品把《唐吉诃德》与《伊利亚特》融合在一起。诗人站在消失的一代和我们自己的一代的分界线上……他使已死掉的一代永恒,永远不会消逝。”
在确保前人文化遗产不动摇的同时,密茨凯维奇巩固了自己在波兰文化中不变的地位。他的影响无处不在,如果想以更简单清楚的方式了解他,推荐观看安杰伊·瓦伊达1999年拍摄的电影《塔杜施先生》。也可以欣赏由波兰音乐家(如:马雷克·格雷胡塔 Marek Grechuta、切斯瓦夫·捏门 Czesław Niemen 或雷沙德·“佩亚”·安杰耶夫斯基 Ryszard ‘Peja’ Andrzejewski)录制的诗歌。
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
尽管其影响可能不如密茨凯维奇那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1809年至1849年)也留下了大量有创新性和影响力的作品。斯沃瓦茨基比密茨凯维奇年轻,始终在他的阴影下——这一点为追求“民族诗人”头衔的长久竞争奠定了基础。两人的文学竞争中,密茨凯维奇将斯沃瓦茨基的诗句斥为“一座没有神的美丽教堂”,而斯沃瓦茨基则对密茨凯维奇的爱国苦难观点表示怀疑。
斯沃瓦茨基的许多作品可看作是与密茨凯维奇进行的对话,这些作品也是波兰文学中引人入胜的瑰宝。与密茨凯维奇一样,斯沃瓦茨基不是反对分裂起义的积极分子,而是在国外以书面形式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他1833年出版的诗剧《科尔迪安》(“Kordian”)中有一大批真实和象征性的人物,用来评价1830年失败的十一月起义。与《先人祭》一样,这部作品探索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并对比和思考行动与诗歌的力量。1839年出版的《巴尔拉迪娜》(“Balladyna”)是融合了谋杀、神话和魔法的一部颠覆性和戏剧性作品。以传奇时代为背景,该作品讲述了两姐妹争夺爱情和权力的故事。《巴尔拉迪娜》被称为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麦克白》和《仲夏夜之梦》的斯拉夫混搭版本。斯沃瓦茨基的另一部作品,长诗《贝尼奥夫斯基》(“Beniowski”,1840年)回应了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作者摒弃了这位年长诗人所描述的贵族田园诗般的场景,转而对他们在波兰沦陷中的作用进行批判性评价。该作品中,斯沃瓦茨基又一次不拘泥于流派,创作出一部徘徊于讽刺、抒情和庄严之间,同时反思历史和艺术的著作。
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1812年至1859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正如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一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生活和写作。与其他的 wieszcze 不同,他出身贵族,其父亲对俄罗斯沙皇的忠诚也深深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写作。尽管他自己的看法与父亲不同,他仍然反对大多数同辈中时兴的革命观点,也反组织起义的呼吁。
如今,克拉辛斯基最著名的作品似乎是其戏剧《非神曲》(“Nie-boska komedia”,1835年)。这部作品在不同维度之间穿梭,让不同历史人物和象征性人物出现在对革命运动的批判性评价中。正如《先人祭》和《科尔迪安》一样,《非神曲》展示主人公的精神转变,并且思考了艺术的力量。然而(正如切斯瓦夫·米沃什提到的那样)《非神曲》是一部“奇怪的浪漫剧”,因为它谴责了诗歌的恶魔之面,对大众革命也丝毫不持乐观态度。
尽管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被视为重要的诗人先知,但其他波兰作家也被纳入民族诗人-先知的传统中。在这些潜在的“第四位 wieszcz”中,最常见的是塞浦路斯·卡米尔·诺尔维特(Cyprian Kamil Norwid)。他出生于1821年,比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都年轻。尽管他是高超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雕塑家和画家,其作品在那个时代基本无人问津。虽然诺尔维特对贯穿许多波兰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弥赛亚主义情节持批评态度,但他同样关注个人和历史主题。他创新而乖僻的风格在20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青年波兰运动中找到了崇拜者,此后一直是最受人喜爱的一名艺术家。1970年,波兰摇滚明星,切斯瓦夫·捏门录制了诗人“Bema Pamięci Żałobny-Rapsod”(暂译:纪念本姆的葬礼狂想曲)的新版本。
20世纪,人们提出了新一代 wieszcze,其中包括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和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正如浪漫主义时代的 wieszcze 一样,这两人都很有个性,在流亡国外写作时关注波兰的社会问题。然而,他们俩对这一名声持高度批评态度。虽然毫无疑问沉浸在波兰的文学遗产中,但这些作者要对抗传统的压力和为国家与民族代言的要求。回顾一生,贡布罗维奇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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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的奋斗不是要成为‘一名波兰作家’,而是要成为我自己,贡布罗维奇”。
拒绝扮演“民族作家”角色的同时,贡布罗维奇坚持开拓艺术家、文学和民族之间的不同关系。以这种方式,他帮助波兰艺术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虽然这条路与之前文化人物所走的路并没有彻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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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克日什托夫·嘎儿巴切夫斯基(Krzysztof Garbaczewski)执导的《巴尔拉迪娜》,图源:Magda Hueckel / 波兹南波兰剧院
如今,自密茨凯维奇出版第一本诗集以来,已经过了近两个世纪。波兰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有着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对 wieszcze 的需求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密茨凯维奇和其同辈仍然是波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会背诵他们写的诗,波兰(及其他地区)的街道、剧院和纪念碑上都是他们的名字和肖像。他们的作品在当代说唱歌手、电子游戏艺术家、电影制作人、作家和戏剧导演的作品中得到传承,因为他们在传统中找到灵感,突破了传统的界限。尽管波兰文化在不断发展变化,您可以放心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wieszcze narodowi 不会被忘记。
作者:阿列娜·阿尼斯基维奇(Alena Aniskiewicz),2021年6月
译者:司徒静(Magdalena Stoszek-Deng)、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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