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最有影响力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奇闻异事
从童年时梦想成为烧火工人,到遇到其未来妻子的场景以及对火车站的痴迷:这里为你介绍波兰导演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鲜为人知的故事。
居无定所的儿童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童年时期一直是提着衣箱过日子。他的家庭不断地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当导演的父亲患有肺结核,因此全家不得不继续搬到能够缓解父亲病症的地方,例如具有疗养院,气候条件较好,没有繁忙工业的城镇等。波兰疗养胜地——索科沃夫斯科(Sokołowsko)是他们曾经停留过的一个地方。如今,这个被誉为“西里西亚达沃斯”的苏台德山脉小镇通过举办Hommage á Kieślowski电影节,来纪念这位著名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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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烧火工人到消防员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要上学”——他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Krzysztof Kieślowski: I'm So-So”)纪录片中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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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想当烧火工人。我们居住的房屋都有中央供暖系统,有专门的人负责烧炉子。我的一个朋友斯科沃伦(Skowron)就是烧火工人,我认为这是最佳的职业。我的父母没有认可我的这个志向,所以他们尽量想让我上学,上任何一种学校。父亲把我送到了消防员学校,这真是明智之举……因为在那儿我发现了,我真的一点也不想当消防员。可能如果父亲让我学习处理火炉,我很快就会意识到我也不想当烧火工人。”
从剧院技术人员到戏剧导演
他既没有成为消防员也没有当上烧火工人,父母把他送到华沙念一所技工学校,也就是培养未来剧院技术人员的一所学校。他的一个叔叔是学校副主任,能帮助安排,不久后,不仅年轻的克日什托夫,还有他妹妹也入读同一所学校。基耶斯洛夫斯基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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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很棒。在那儿我才明白,生活不仅仅是产生可供使用的物品……还存在另一种生活领域,能提供不同体验。高调地说,是心灵和精神的动力。”
他想在剧院里工作,但他不愿意当画工或更衣室服务员。他想要当导演。但想要入读戏剧学校,先需要获得大学文凭。
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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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右边第二)在学生时期在艾娃·佩特尔斯卡与切斯瓦夫·佩特尔斯基的“Don Gabriel”电影中演的情节,图片:国家电影资料馆图片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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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既然都需要上大学,为什么一定要学习像历史、波兰语或社会学那些专业呢?假如可以直接学习戏剧方向,岂不是少走了弯路。我以为,我只要毕业于电影导演方向,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应该会对戏剧导演方向有所了解……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阶段,而不是目标。”
然而,他没考上大学。经历了两次落榜才终于通过了入学考试。回忆此事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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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执着……如果这些混蛋不要我,我偏偏要考上给他们看。”
第三次尝试时终于表现不错,他在离开考场后,在大楼前的草坪上翻了个筋斗,并将眼镜扔地上用鞋砸烂。
女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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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的剧照,图片中的是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图片:MK2 / CED / FRANCE 3 / East News
他很受女孩欢迎,十几岁的时候,他换女朋友如换衣服,导致他的高中同学羡慕不已。然而,上大学时,一切都变了。有一天,他和他的朋友参加了双约会。基耶斯洛夫斯基本来要见的是他已经喜欢的女孩,而这女孩要带一个闺蜜过来让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朋友认识。结果,基耶斯洛夫斯基就看中这位名叫玛丽亚·考蒂洛(Maria Cautillo)的姑娘并在两周后向她求婚。玛丽亚·基耶斯洛夫斯卡(Maria Kieślowska)与他一直相伴一生。
当谈到吸引女性关注时,值得一提的是在《爱情短片》(“Krótki film o miłości”)和《蓝白红三部曲之白》(“Trois couleurs: Blanc”)的成功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演员都非常渴望能出演他的电影。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甚至愿意放弃报酬,只要能演《蓝白红三部曲之蓝》(“Trois couleurs: Bleu”)即可。迷恋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的好莱坞大明星其中也包括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
扮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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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由雅努什·莫根施特恩(Janusz Morgenstern)导演的《大于生命的赌注》(“Stawka większa niż życie”)电视剧中扮演起义者角色,图片:国家电影资料馆图片资料库
入读罗兹电影学院(Państwowa Wyższa Szkoła Filmowa, Telewizyjna i Teatralna im. Leona Schillera)时,他不仅协助其他导演的工作,也创作了自己的最初的短篇作品。他还时不时地在不同电影里扮演角色。在名为《愿望音乐会》(“Koncert życzeń“)的作品中,他扮演了放牧牛骑自行车的人,而在艾娃·佩特尔斯卡(Ewa Petelska)与切斯瓦夫·佩特尔斯基(Czesław Petelski)的“Don Gabriel”(暂译:《唐·加布里埃尔》)电影中则扮演了一名士兵。他的演艺生涯以由马雷克·皮沃夫斯基(Marek Piwowski)导演的《犯规》(“Przepraszam, czy tu biją?”)中的一幕而结束。
一滴水中的世界
在罗兹电影学院学习时,他崇拜三位大师:布列松,伯格曼和卡拉巴什。其中后者,作为电影学院的讲师、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和教师卡齐米日·卡拉巴什(Kazimierz Karabasz)对他而言是最亲近的。也就是他教导基耶斯洛夫斯基,想拍摄电影使则必须有属于自己的能够谈论的世界。在克日什托夫·维日比茨基(Krzysztof Wierzbicki)纪录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回忆这段时间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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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世界非常令人难过。它甚至不是黑白的,只是一片黑。或许是一片灰。这点与电影学校所在的地方,罗兹市有关。这座城市特别上镜,同时也很肮脏,充满疤痕——整个城市都是这个样子,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世界就这样。人的面孔看起来与墙壁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疲劳、悲伤,眼神带有一种戏剧性,感受到荒谬,感觉到迟滞,感觉到毫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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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纪录片中,他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微观世界,展示了普通百姓和他们的平凡生活。每一部作品都是水滴中的一个世界。《小学》(“Szkoła podstawowa”)、《医院》(“Szpital”)、《工厂》(“Fabryka”)、《办公室》(“Urząd”)——导演成功地拼接这些微小的现实板块儿以展现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真实模样。
“给领导们的信函”
毕业于罗兹电影学院之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在华沙Chełmska街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制作公司(Wytwórnia Filmów Dokumentalnych i Fabularnych)工作。他的任务是编辑所谓的“电影编年史”。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电影摄影师,雅采克·佩特雷茨基(Jacek Petrycki)。后来,他们俩密切合作并成为密友。即使基耶斯洛夫斯基从未直接参与政治,但通过展示现实情况,他揭示了共产主义制度当局的谎言。“这是‘向领导们的信函’”,导演托马什·齐格杜沃(Tomasz Zygadło)在谈到他的电影时说道。基耶斯洛夫斯基不断在允许的内容和被审查的内容之间走钢丝。多年后,他解释说:“如果我们害怕陷入不利境地,那么我们将一直都处于不利境地。”
“你把这个人介绍成十足的傻瓜”——终止拍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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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守夜人的观点》的剧照,图片:WFDiF
描绘极权主义的《守夜人的观点》(“Z punktu widzenia nocnego portiera”)纪录片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生涯的一个突破性作品。通过一个门卫迷恋自己“权利”的故事,实际上是针对贪污制度的一种公开谴责。基耶斯洛夫斯基与男主角成为朋友,多年后还让他演一些小角色。
该纪录片在克拉科夫电影节放映后,著名女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和基耶斯洛夫斯基评论说:“你把这个人介绍成十足的傻瓜!”。看着主人公的举止,公众时不时地大笑起来,而基耶斯洛夫斯基越来越无地自容,这部作品原本不是喜剧片!“我认为是那时候开始的。他不再想拍摄纪录片”——著名演员耶日·斯图尔(Jerzy Stuhr)评论道。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如此评价终止拍摄纪录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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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十年纪录片,我很喜欢这种类型。很遗憾,也很抱歉的是我放弃了它。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人逃离了沉没的船,而没有去营救这条船或者跟它一起沉没人。纪录片这个类型也没落了,因缺乏官方的兴趣而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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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零活的热爱
基耶斯洛夫斯基喜欢机械,热爱自己动手做东西。他的同学回忆说,他只要不是忙于与“女朋友们”打交道,每当闲暇时,他都会流连于商店寻找螺丝、摩托车轴承或别的工具。“由于他的这个爱好,他的每个朋友都知道华沙的所有汽车配件商店。”——雅努什·思卡尔斯基(Janusz Skalski),他的老朋友回忆说道。
他的另一个朋友和合作者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奇(Krzysztof Piesiewicz),在回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才华时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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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如何拆解手表并将其重新组装,如何拆开摩托车并将其重新组装,如何拆开引擎并将其重新组装。当我家里有任何要做的装修或修理,他都会带着工具箱来并调整所有需要调整的螺钉、螺栓、枝形吊灯等或者拆开门上的锁。”
他能够到家里帮忙做一些零活让他的朋友们很开心。摄影师斯拉沃米尔·埃迪扎克(Sławomir Idziak)甚至开玩笑说,很多人会利用基耶斯洛夫斯基爱修理东西这一爱好:“他们会在他面前开始在车子里捣鼓。他们知道,不一会儿他会让他们让开,然后自己修理。”他的另一个爱好是木工。在克日什托夫·维日比茨基纪录片他自己承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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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从事木工的工作。不幸的是,我缺乏这方面的才能。我大约已经用木头制做了一百多种简单的实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需要采用直角。但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好一个完美的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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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出现在他后期的大多数电影中。主角经常在站台上告别或迎接,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地方,伴随着火车出发的汽笛声,对有些人意味着未来,有些人则意味着脱离过往的自由。作为年轻人,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在波兰四处旅行,并评了最佳的火车站快餐店。他最了解哪里可以品尝到最好的炸肉排,哪家餐馆提供最美味的肉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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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机遇之歌》拍摄现场,与博古斯瓦夫·林达和塔德乌什·洛姆尼茨基(Tadeusz Łomnicki),图片:Romuald Pieńkowski / 国家电影资料馆图片资料库
但是到了某个时期,火车站成了他的诅咒。在《向……的100问》(“100 pytań do”)电视节目中,他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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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乘火车旅行,……但是我非常不喜欢在火车站拍摄,而且我也不喜欢拍摄涉及到动物和儿童的镜头。但最近,只要是跟皮耶谢维奇合作,就一定会有火车站,还有火车,会有儿童和动物。”
由制度取悦的
当他拍摄《工人’71》(“Robotnicy '71: nic o nas bez nas”),关于工人阶级的一种悲哀的集体肖像时,共产党的检查员们认为该作品不适合向广大公众展示。但他们同时发现,基耶斯洛夫斯基可能将对政治主题感兴趣,因此让他参加一个教育研讨会。他们希望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崇拜者,但这是根本不会发生的。
《履历》(“Życiorys”)是应党的要求而制作的一部电影。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的评论家——塔德乌什·索博列夫斯基(Tadeusz Sobolewski)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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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同时也是针对党的控告。基耶斯洛夫斯基与共产党领导人携手共同制作了这部影片,并且后者一心想要在宣传运动中使用这部完成的作品,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显然并不适合。因为基耶斯洛夫斯基一直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事,既没有将自己的独立创作权利移交到他们的手中,也没有被当时越来越有影响力的狂热的反对派所吸引。”
“党的颂歌者”
当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时,电影界的人对他终生的成就赞不绝口。但是他的处境并不总是被人如此赞许。阿格涅丝卡·霍兰透露,他的朋友们讽刺他为“共产党颂歌者”。令他们不满的是,他通过拒绝签署抗议书与制度当局“合作”。除此之外,他们介意他没有制作有关团结工会的电影,却专门拍摄那些只希望过得稳定,有房有家,有足够生活来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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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与耶日·诺瓦克(Jerzy Nowak)在《影迷》拍摄现场,图片:国家电影资料馆图片资料库
在他们期待着黑白分明,有对比性的叙事时,他却看到模棱两可的意思。在《影迷》(“Amator”)作品的一幕中,他似乎表现出了与共产党一致,从而引起了电影界的严厉批评。当由亚历山大·巴尔迪尼(Aleksander Bardini)在《无休无止》(“Bez końca”)中扮演的一名律师说服反对派成员放弃对政权的空袭然后使其自由时,基耶斯洛夫斯基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其中包括反对派、电影界、教会甚至共产党本身,因为他们并不满意影片的整体要点。有一些朋友甚至不再向基耶斯洛夫斯基伸出援手。
逃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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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权力游戏,而是普通百姓的肖像。他放弃对他们对错的绝对判断,作为导演试图采用《十诫》(“Dekalog”)中天使的态度并一个做充满同情心和理解力的观察者。但是实际上逃避政治是不现实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谈论此事,始终避免容易达成的评估和革命性的热烈。当他开始从事与《十诫》有关的工作时,他甚至找不到一名摄影师,因为每个人都声称,1981年12月13日戒严令实施之后,人们将只制作有关团结工会、共产主义和地下报纸的电影。
然而,政治事件确实对他的电影有所影响。《机遇之歌》和《短暂的工作天》(“Krótki dzień pracy”)是他对团结工会现象的反应,而《无休无止》——对实施戒严令的回应。由耶日·拉齐维沃维奇(Jerzy Radziwiłowicz)在《无休无止》中扮演的男主角之死是某种概念的象征性终结。拉齐维沃维奇曾在安杰伊·瓦依达(Andrzej Wajda)的《大理石人》(“Człowiek z marmuru”)中扮演了令人难忘的角色,使其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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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左边第三)在克里姆林宫与朋友们敬酒,以庆祝《影迷》的成功,1979年,莫斯科,图片:Jerzy Kośnik / Forum
解除戒严令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声明他不再对电影制作感兴趣,并只会在一种条件之下才继续拍摄:假设能将机枪放置于相机镜头中并用作战斗中的武器。同时,他继续拒绝签署抗议书。他曾经跟他学生安德烈亚斯·韦耶尔(Andreas Veiel)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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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很残暴的。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上厕所时带上卫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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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日·斯图尔基于基耶斯洛夫斯基剧本导演的《庞然大物》的一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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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6岁时在街上看到一头大象。我确定我看到了。后来他们向我解释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格武布奇采市哪儿会有一头大象。”
被问他的电影中“神秘主义”根源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就这样讲。他深信神秘。他所生活的有形世界并非世界的全部,除此之外肯定还存在别的——这点让他感到忧虑苦恼。这种超自然感觉来源不是通过阅读哲学家的作品或通过电影发现的,而是从小就陪伴他。从在波兰小镇广场见过大象的那个小伙子开始。
剧本《庞然大物》(“Duże zwierzę”)的构想也源于那件事。该电影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后由耶日·斯图尔拍摄了。
对电影海报艺术挑剔
基耶斯洛夫斯基精心挑选其电影海报的作者,并给予这些艺术家留下很大的自由。1980年代末,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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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负责制作电影海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我信任的这些人,他只要负责创作海报,我就决定买票。对于我不信任的那些,我不在乎他们喜欢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报的作者成为电影的共同创造者,并为该电影代言。”
“你制作海报,我制作电影。你不干涉我的拍电影,那我为什么要插手你做海报呢?”——他口口声声地反问安杰伊·潘哥夫斯基(Andrzej Pągowski),他的常规海报制作人,大部分电影海报的创作者。
在西方的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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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伊莲娜·雅各布(Irene Jacob)和马兰·卡尔米兹(Marin Karmitz)在《蓝白红三部曲之红》(“Trois couleurs: Rouge”)的首映仪式上,1994年,戛纳电影节,图片:Jerzy Kośnik / Forum
随着《十诫》的成功,基耶斯洛夫斯基经常应邀参加大型电影节活动,但他从未对西方情有独钟。
他曾经说过:“我在国外时,无论是哪个国家,我总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而且我总是感到难过。老实说,我一直想能尽快回家。”好莱坞从来没有吸引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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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些东西就不适合我。例如,闲谈时需要心情好,绝对好,相当好。我碰到我的美国代理时问他:‘你好吗?’,他总是说:‘非常好’。不再是‘好’或‘比较好’,必须是‘非常好’。我呢,无法说自己非常好,我甚至都不算‘很好’。最多可以说是‘马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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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很好的性格特征,就是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总是想像最坏的情况。对我而言,未来是一片漆黑。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有什么可怕的,那就是未来。”
是上帝醒来的时候了
基耶斯洛夫斯基很少谈到自己的宗教信仰。当评论家克日什托夫·科沃珀拖夫斯基(Krzysztof Kłopotowski)在一篇天主教杂志发布的《无休无止》首映后的影评中写道基耶斯洛夫斯基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并警告公众不要被他所谓的形而上学所欺骗,他似乎受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极大的冒犯。多年后,基耶斯洛夫斯基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玩笑,但这一辈子他都觉得自己不完全属于任何教会团体和教条,对于末世论问题的回答,他从未得到真正令他满意的答案。
1990年代中期接受法国电视台的采访时,他被问到:“作为《十诫》的创造者,如果您去世并去了天堂,您认为上帝会怎么说呢?”。
他反驳说:“如果我去天堂,恐怕就不得不先将他叫醒。因为如果他真的那里,那他绝对处于酣睡状态。我会告诉他:快醒醒吧,看看发生了什么!”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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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Autobiografia”(暂译:《自传》),达努塔·斯托克(Datuna Stok)编辑, 克拉科夫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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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瓦夫·扎维希林斯基(Stanisław Zawiśliński)编辑, “O Krzysztofie Kieślowskim: refleksje, wspomnienia, opinie”(暂译:《关于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反思、回忆、见解》),华沙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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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瓦夫·扎维希林斯基(Stanisław Zawiśliński), “Kieślowski: ważne, żeby iść”(暂译:《基耶斯洛夫斯基:重要的是继续走》),华沙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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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科瓦伊·亚兹顿(Mikołaj Jazdon), “Dokumenty Kieślowskiego”(暂译:《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文件》), 波兹南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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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Krzysztof Kieślowski: I'm So-So”),克日什托夫·维日比茨基(Krzysztof Wierzbicki)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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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alive. Film o Krzysztofie Kieślowskim”(暂译:《还活着—— 关于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玛丽亚·兹玛志-科查诺维奇(Maria Zmarz-Koczanowicz)导演
作者:巴尔托什·斯塔什持辛(Bartosz Staszczyszyn),2014年1月2日
译者:司徒静(Magdalena Stoszek-Deng),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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